《鱿鱼游戏》：韩国社会痛点何以戳中全球观众？

▲ 《鱿鱼游戏》讲述了456名深陷巨额债务和经济绝望的失意普通人，突然接到神秘邀请，去孤岛参加一场生存游戏，通过玩一系列儿童游戏，赢得456亿韩元（约合2.47亿人民币）现金奖的故事。 （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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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电视剧中的奖金一样，加密货币给了“人们在一秒钟内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赚钱困难是韩国人如此痴迷于快速赚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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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利用了韩国对社会不平等和机会减少的深刻感受，赢得了全球观众，它也激发了美国、西欧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感觉，即随着财富差距扩大，房价上涨至超出可承受水平，名义上富裕国家的繁荣变得越来越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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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伽责任编辑｜邢人俨

《鱿鱼游戏》是韩国最新的文化输出产品，也是韩国历史上对外输出最成功的影视作品之一。这部网剧自2021年9月17日在网飞（Netflix）上线以来，迅速火遍全球，成为网飞目前在全美收视第一的网剧，在网飞流媒体服务覆盖的地区里，《鱿鱼游戏》最高占据了83个地区的热度第一，正在成为网飞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网剧之一。它的巨大成功，甚至带动了韩国甜食糖饼做法的走红。

《鱿鱼游戏》是一部反乌托邦、大逃杀式的惊悚悬疑剧，它讲述了456名深陷巨额债务和经济绝望的失意普通人，突然接到神秘邀请，去孤岛参加一场生存游戏，通过玩一系列儿童游戏，赢得456亿韩元（约合2.47亿人民币）现金奖的故事。

剧中的儿童游戏，都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流行于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游戏，包括“一二三 木头人”“椪糖”“拔河”“打弹珠”“玻璃桥”和“鱿鱼游戏”，对于成人世界的参与者来说，这些却是六轮残忍的致命游戏，没有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并在游戏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参与者，会直接被蒙面人枪击致死，只有幸存者才能分到456亿韩元。幸存者越少，每人分到的金额越高。

导演兼编剧黄东赫接受采访时谈及采用儿童游戏这个设定，“看《大逃杀》和《欺诈游戏》漫画书时我就会浮想联翩，要是自己去参加这些比赛会怎么做？得到的结论就是那些游戏的规则都太复杂了，我构思《鱿鱼游戏》时，一上来就想好了全都要用小孩子的游戏。”儿童游戏没有理解门槛也没有代入门槛，社交媒体以及短视频平台在《鱿鱼游戏》爆红后铺天盖地出现的拆糖饼挑战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

“正是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成年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一场儿童游戏的讽刺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黄东赫说。充满童真、梦幻的游戏世界和充满杀戮、血腥的暴力世界，两个看似矛盾、有着极大反差的平行世界，在这个神秘孤岛上融合，制造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成为该剧收视火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个经典的“大逃杀”系列《饥饿游戏》：世界被战争摧毁，新的家园待建，24名男女选手参加“饥饿游戏”，他们不仅要在游戏中与各种野兽对抗，还必须要杀死其他选手，最后一名幸存者可以获得巨额奖金。暴力基调、愤世嫉俗的情节、生存大逃杀，向来是抓住观众的成功模式。

但《鱿鱼游戏》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远不只是这些。黄东赫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故事和人物的问题都非常个人化，但也反映了韩国社会的问题和现实”。

李政宰饰演成奇勋赌博成瘾，没有能力给女儿买生日礼物，也没有能力支付年迈母亲的医疗费。（资料图/图）

1“土勺”的快速致富游戏  《鱿鱼游戏》是黄东赫2008年开始写的剧本，456名游戏参与者，尤其是剩下来的数十名参与者，代表了韩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方方面面的焦虑——李政宰饰演的男主角、四十多岁的成奇勋是一个赌博成瘾的人，他没有能力给女儿买一份像样的生日礼物，也没有能力支付年迈母亲的医疗费；他的邻居是韩国顶尖大学首尔国立大学的高材生，却因处理客户资金不当被通缉；为数不多的一位女性是脱北者，她急需用钱帮助母亲逃离朝鲜、照顾幼小的弟弟。剧中还折射出韩国人对飞涨的房价、日益激烈对竞争的担忧，蛋糕越来越小，人越来越内卷，每个人却要从不断缩小的蛋糕中分一杯羹。

韩国曾经在经济上创造过“汉江奇迹”，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随着经济的成熟，贫富差距也在日益加剧。近年来，韩国年轻人中间流行一种“勺子阶级论”，即根据继承父母遗产多少，每个人被分为“金勺”“银勺”“铜勺”“土勺”等不同阶级。家庭财产低于5000万韩元（27万人民币）或年收入低于2000万韩元（10万人民币）的就被称为“土勺”，这个阶层韩国年轻人自称“三弃一代”，即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育，承担不起婚礼和买婚房的开销，养孩子还需要准备巨额的教育费，成为他们放弃的主要原因。这些“土勺”年轻人痴迷于快速致富的方法，比如加密货币和彩票，这也让韩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市场之一。

《鱿鱼游戏》中有一段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就是在第一轮“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后，参与者在“失败即死亡”的巨大震撼之下，决意退出游戏。组织者给了他们民主投票的机会，只要票数过半，他们就同意终止游戏，奖金全数分发给在游戏中死者的家属。一票之差下，游戏终止了。但回到现实世界，经历现实的一番毒打之后，这些参与者又纷纷回到了神秘岛，继续游戏。

受新冠疫情影响，韩国年轻失业者也在激增。一位叫丘永贤的普通职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就像电视剧中的奖金一样，加密货币给了“人们在一秒钟内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赚钱困难是韩国人如此痴迷于快速赚钱的原因之一，而他之前的供职公司在疫情期间倒闭了。“如果现实生活中有’鱿鱼游戏’，我在想不知会有多少人参加。”丘永贤说。

一部反映韩国社会现实的故事为什么能在全球获得广泛共鸣？影评人周黎明在评论文章中提到，它“兼顾了高级和通俗”；韩国文化评论家Duk-hyun Jung在接受ABC新闻采访时谈到，“《鱿鱼游戏》成功地平衡了错综复杂的文化差异和全球问题。”《纽约时报》认为，“它利用了韩国对社会不平等和机会减少的深刻感受，赢得了全球观众，它也激发了美国、西欧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感觉，即随着财富差距扩大，房价上涨至超出可承受水平，名义上富裕国家的繁荣变得越来越难实现。”

随着韩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出身底层的年轻人开始痴迷快速致富的方法。（资料图/图）

2模仿到创新的“韩流”之路 《鱿鱼游戏》并不是韩国影视剧唯一“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事实上，“韩流”的影响力早已在全球得到证明。

2019年，奉俊昊导演执导的电影《寄生虫》，击败了《小丑》《1917》《好莱坞往事》《乔乔乔的异想世界》，摘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大奖，奉俊昊还同时获得最佳导演，与他一起角逐最佳导演奖项的，是萨姆·门德斯、马丁·斯科塞斯、昆汀·塔伦蒂洛等欧美知名导演；2018年，李沧东导演凭借艺术片《燃烧》，让韩国首次捧走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2016年，延相昊的《釜山行》、朴赞郁的《小姐》、罗洪振的《哭声》，都在海外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

学者孙晴总结，韩国影视剧似乎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美剧/好莱坞类型片+东方家庭伦理情感叙事的创新之路。比如《釜山行》，套用了好莱坞经典的丧尸片类型，但从演员到故事设定，都烙上了浓浓的韩国味；《小姐》则是运用东方任务、情感对西方故事（改编自英国作家萨拉·沃特斯的小说《荆棘之城》）进行成功改写；《寄生虫》和《鱿鱼游戏》，都用看似荒诞、极致的手笔，尖锐刺穿了韩国社会、乃至全球普适的痛点。

韩国影视剧也经历过一味醉心于模仿好莱坞的初级阶段，但效果不佳，屡屡在市场表现低迷。直到1999年，姜帝圭导演执导的韩国大片《生死谍变》，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生死谍变》投资高达23亿韩元，起用韩石圭、崔珉植、宋康昊等韩国一线明星，以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为题材，好莱坞风格+民族主义情绪，两者叠加，全国观影人数达到620万次，刷新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在韩国市场创下的最高观影人数纪录197万次。

奉俊昊2006年执导的《汉江怪物》，除了借鉴好莱坞优秀叙事，内容上不再局限于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更多表现一种符合大众基本伦理和人之常情的价值观。与此同时，韩国艺术电影、独立电影也蓬勃发展起来，作品类型越来越多元化。

这一切的背后，与韩国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1972年，韩国艺术文化伦理委员会对电影剧本的修改、打回比例达到58%，到了1975年，更是有80%的剧本需要进行修改和删减。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电影跌入谷底。

1984年12月31日，《电影法》第五次修订为标志，韩国电影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政策基调由政府主导的保护与管制逐渐转变为民间主导的开放与振兴。

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日益意识到电影的经济价值。在金泳三总统的科技咨询委员会上，有研究者汇报了1993年斯皮尔伯格导演执导的《侏罗纪公园》，其在韩国的票房收入相当于150万台韩国现代汽车的出口贸易收入。这份报告之后，文化产业所造就的神话对韩国电影政策带来了决定性影响。

很快，韩国通过了《电影振兴法》，引入分级制度。2003年，韩国涌现出一批好片，包括奉俊昊的《杀人回忆》、李在容的《丑闻：朝鲜男女相悦之事》、金知云的《蔷花，红莲》和朴赞郁的《老男孩》，它们是作者主义与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的成功结合，被韩国影评界称为“优质电影”。所谓“优质电影”，就是“制作费控制在平均线内，注重叙事而非视觉效果，选用合适的演员，对韩国电影制作最薄弱的环节，即美术、音效、后期制作等进行大量投资”。

此后，韩国历任总统对韩国影视剧的发展都持积极正向的态度。金大中政府确立全面振兴电影产业化发展；卢武铉执政期间，韩国文化观光部提出了多样性电影的概念，制定了对其制作、投资、流通、版权市场等全方位扶持的政策，并特别强调了确保多样性电影正常上映，扶持70家艺术电影专映馆、20家合作艺术影院和30家地方文艺会馆等非常设影院，构筑艺术电影的流通发行网络。其时，韩国政府投资215亿韩元，减免艺术影院的国产电影义务上映天数，或者返还电影票中5%用于上缴的文艺振兴基金的税金的方式；李明博政府积极支持内容产业向海外市场扩张，继续加大对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的扶持，2012年，韩国电影结束了持续数十年的负增长，投资收益率2013年达到14.1%。2013年，朴槿惠上台，提倡电影经济与文化的全面繁荣。

随着新兴媒介出现，韩国影视开辟传播的新途径，运用网络作为传播渠道，更是加速了繁荣。没有人会忽视《鱿鱼游戏》爆红背后的网飞。网飞是全球最早几家将数据算法应用到剧情点设计以及剪辑思维中的公司之一，在算法思维指导下创作出强产品性作品这一工业化创作模式已经趋于成熟。在算法的指引下，网飞对于剧情点的安排要求十分严格。高频率的情节点集中在剧集的前半部分来吸引观众，保证用户的观看时长。《鱿鱼游戏》无疑也为网飞剧集增加了一个现象级成功案例。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