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716】你不能老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1】@银教授

原创故事《送棺》
李建军喜欢超前消费,具体表现在,他十八岁就给自己买了副棺材。
有人说,这也太超前了。
其实还好,他有个朋友,十八岁人就没了,这才是真超前。
“我的同龄人正在抛弃我”,李建军焦虑地说。
 
这副棺材是在直播间买的,当时带货主播说:“家里人用了七八副了,品质超好。现在下单还赠送两副。”
李建军一冲动就买了。
棺材送到家时,是父亲拆的快递。
父亲问:买这玩意作甚?
李建军说:价格划算,囤几个,反正也用得着。
父亲说:那为什么有三副?
李建军说:两幅是赠品。
父亲说:咱家就我和你两口人,多了一副。
李建军说:送邻居。
 
父子俩把棺材抬到邻居门口。
邻居问:什么东西?
李建军说:棺材。
邻居:里面有人吗?
李建军说:新的。闲置宝贝,送你。
邻居说:滑盖还是翻盖?
李建军说:双开门。
邻居说:不要,不是我喜欢的款。
李建军问:你喜欢什么款?
邻居说:平板,一块板子足矣,未来是平板的世界。
李建军:太简陋了。
邻居说:less is more。人活着的时候太复杂,死后想简单一点。
李建军说:你死了也不知道自己躺的是什么款。
邻居说:如果我活着的时候,知道死后用不到喜欢的棺材,那我会活得不开心。
 
父子俩抬着棺材走了。
父亲说:换个人送吧。
李建军说:会有人要吗?
父亲说:免费的,就算是棺材也有人要。
李建军:去城里,送我领导,拍他的马屁。
 
父子俩抬着棺材进城。这一趟路途遥远,要走三天三夜。
走了一天一夜,发现一条大河阻断了去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条大河。
这条河就像凭空掉落下来似的,很大,几乎看不到对岸。
李建军问:为什么突然出现一条河呢?我上周进城都没看到。
父亲说:一周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花会突然开,山会突然平,河流也会突然出现。管他呢,有河,那就渡它。
 
两人把棺材当船,开始渡河。
一艘大船路过,水手提醒:太危险,会死的。
父亲说:没关系,反正人在棺材里,死了也挺方便。
 
两人漂流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城里。城里堵车,但是他们抬着棺材却畅通无阻。
无论是谁,见到棺材总要让路的。
 
等李建军把棺材送到领导家里时,领导正好刚刚咽气。
家里人说:太好了,雪中送炭。
家里人又问:你们怎么知道他正好今天死的?
李建军说: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送棺材的,没想到赶上了。
家里人说:那挺好,人没白死,棺材也没白送。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刚刚好。
 
回家的路上,李建军自言自语:上周见他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人就没了。
父亲说:一周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花会突然开,山会突然平,人也会突然死。
李建军闷闷不乐,他说:我给领导送礼,领导却不知道,白送了,浪费一个棺材。
父亲说:但是对棺材来说,它实现了它自己的价值,一定很开心。你不能老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要替棺材想一想。

 

 

【2】@周百义

今天是清明节,怀念祖父,怀念上个世纪1959至1960年我的家乡河南信阳因"过粮食关"而死去的一百万同胞。我那由于饥饿外出觅食而不知所踪的祖父是其中一员。祖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寄托我们哀思的祖父的坟墓其实只是后人修的一座衣冠冢。

 

 

【3】祝佳音

知乎上有个叫“红歌会网”的账号,转帖了《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日刊发的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全文如下:

  苏修集团近年来翻来复去地要求苏联人民为“提高福利”而“不懈劳动”。勃列日涅夫喊得尤为起劲,今年六月他在莫斯科说,劳动是“获得福利的唯一源泉”;去年七月在基辅讲,“只有劳动才能为我们保障生活福利”;去年九月又到乌兹别克鼓吹“提高苏联人的福利”的“可靠途径是劳动、劳动、劳动”。

  苏修其他领导人和报刊的这类言论也到处可见,什么“福利的来源只有一个”,“这就是劳动”,“提高人民福利的途径除了劳动再没有别的办法”,等等。

  苏修领导集团这一套谬论是早在苏修二十四大上就定下的。翻开苏修二十四大的文件,在《关于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中,就有“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只有劳动越多,福利才越多的十分荒谬的说法。

  提起“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劳动是福利的唯一源泉”,不能不使人想起机会主义的祖师爷拉萨尔。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劳动分工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谬论。之后《哥达纲领》这一机会主义文件又一次贩卖了这一黑货,胡说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当时就受到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痛斥。

  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者只有“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拉萨尔谬论的要害,正在于对谁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一根本条件避而不谈。在当年德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号称“马克思的学生”的拉萨尔竭力在工人中宣扬劳资合作,竭力欺骗和蒙蔽工人阶级,要他们不去注意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这一事实,而埋头为资产阶级卖命劳动。

  事隔一百多年,拉萨尔的幽灵在克里姆林宫再现了。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的苏联,这原是不足为怪的。同样号称“马克思的学生”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如今大吹大擂地贩卖拉萨尔的破烂货,是和拉萨尔一样,妄图用劳动的空谈来掩盖苏联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强迫人民卖命为苏修叛徒集团劳动,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早已失去了生产资料,失去了作为国家主人所拥有的最根本的权利,重又成为雇佣劳动者,遭受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近年来,苏联劳动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反抗苏修的统治,旷工、罢工和消极怠工,以及大量的工人流动,已给苏修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据苏联《劳动报》报道,由于青年工人大量流动,一九七一年仅俄罗斯联邦工业系统就损失三十四亿卢布。苏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一书说,工人怠工、停工使企业损失的工时占总工时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苏联一经济学家对美国记者说,由于旷工、怠工和事故,苏联一年的损失达一百八十亿美元。

  面对着广大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和苏修国内严重的经济困境,苏修集团深感不安。他们在加强法西斯镇压的同时,不得不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要人们相信,苏联劳动人民今天所遭受的生活困苦,是劳动得不够,只有加强劳动,才得以改善。其实,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在今日之苏联,为所谓“福利”而劳动,不过是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卖命。这一小撮人通过利润和税金等形式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并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其他额外收入,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一些工人气愤地说:“领导人、厂长,汽车别墅……应有尽有,而我们工人只有两只手。”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讲的所谓为“福利”而劳动!

  “提高人民福利”是假,强迫人民劳动是真。苏修集团让广大苏联人民为他们“劳动、劳动、再劳动”,就是想使他们这一小撮人获得“福利、福利、又福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惜重新拾起拉萨尔的破旗来招摇过市。

  但是,拉萨尔显然帮不了勃列日涅夫的忙,相反只能暴露新老机会主义者是一丘之貉,只能使苏联人民更加认清勃列日涅夫之流从理论到行动,彻头彻尾都是马列主义的叛徒。

 

【4】1941 年,少年维塔·彻雷维金因窝藏鸽子被德国人枪杀,德国人发现他在谷仓里藏了鸽子。

纳粹占领当局颁布了一项消灭所有鸽子的法令,因为认为鸟类可以用来传递情报。维塔将这些鸟藏了一周,但随后当他想偷偷放掉这些鸽子时被人发现。维塔被捕后被严加审讯,并被指控协助红军传递情报,被带到伏龙芝公园杀害。同一天,西南方面军部队成功反攻,德军被赶出了这座城市。

这一切发生在1941年的顿河畔罗斯托夫,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这个孩子,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公园,还有城市的一条街道。这张照片由苏联摄影记者M.В.阿尔伯特拍摄,被放在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纳粹主义犯下反人类罪的照片文件中做为罪证。

 

【5】子陵在听歌

重要病毒起源研究被发表。今天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起源研究的重磅新闻是中国疾控中心关于Huanan海鲜市场的环境采样的测序数据终于被Nature以快速预览形式发表。

从3月开始,因为中国疾控中心在GISAID上传的数据提示Huanan海鲜市场中2020年1月的采样样本提示貉感染了SARS-CoV-2,因此引起了大量关注(微博正文)。这个发表在Nature的研究就是上传到GISAID数据的research square预印本原文。但是相比预印本文章,这篇Nature文章增加了貉的内容,以回答3月以来国际学术界提出的问题。

2020年1月1日起,市场关闭后,卫生机构从Huanan海鲜市场环境中收集了923个样本。 从1月18日起,中国疾控中心共采集了包括18种动物的457个环境样本,包括冰箱和冰柜未售出的物品、野生动物的拭子和水产品中的样本。 研究使用RT-qPCR,在73个环境样本中检测到SARS-CoV-2,成功分离出3种活病毒。分离出的活病毒与人类分离株HCoV-19/Wuhan/IVDC-HB-01/2019的核苷酸同源性为99.99%-100%。另外,研究对SARS-CoV-2阳性和阴性环境样本的RNA-seq分析显示,市场上有大量不同的脊椎动物属。

这个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首次证明SARS-CoV-2的第一个谱系,谱系A出现在环境样本中,而目前全球流行的都为谱系B,这印证了去年两篇Science文章的结论,即最早的谱系来自于Huanan海鲜市场(微博正文)。

总之,这项研究提供了有关COVID-19暴发最早期的SARS-CoV-2在Huanan海鲜市场的分布和流行情况的信息。这项研究提供的数据与国际科学界对于GISAID数据分析报告(微博正文)一起,可作为SARS-CoV-2源于动地跨种传播的最关键证据之一。

 

【6】@导演马凯

这两天,新片上了,票房没有达到预期,想写点什么,但又不知道应该写什么。
我读书不多,正规的学习只能算完成了高中学业。
在我当时的家庭教育和认知里面,喜欢电影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有点痴心妄想。艺考失败后,瞒着家里说去上大学了,实际去横店做群众演员。
在横店认识了很多朋友,一起串戏,一起喝酒,一起瞎扯淡。
我又异想天开了,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每年写1-2个剧本——或者都不叫剧本,只是一个有点意思的故事。实际上,《了不起的夜晚》就是我写的第一个长片剧本,那时候叫《惊昏记》,是2012年写的。写剧本的时候,我没想过自己能做编剧,更没有想过自己能做导演,只是不想浪费那些空余的时间。
我喜欢恐怖片。
但说起来可笑的是,我其实怕鬼。我看恐怖片的时候,很害怕,如果晚上看了,我肯定睡不着觉,我就是很享受被吓的过程,并记下这个过程。
这些年,我看了大概六七千部电影,其中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双宝斗恶魔》。也是用一种错位,误解的方式呈现了一出精彩的惊悚喜剧。
拍《中邪》,就是十几个兄弟,弄了台机器,就拍完了。拍摄、制作包括后期啥的,总共花了也就七万块钱。一开始,《中邪》并没有得到关注,于是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去了2016年的西宁First电影节,得到了一些影视公司的关注。这时候,我想起来自己写的《惊昏记》。
2018年开始拍摄《惊昏记》,还是我们横漂兄弟们,几乎还是《中邪》的原班人马。
拍着拍着,没钱了。
后来勉强完成,后边始终没有找到愿意投资做后期的资方。
这一拖,就是四年,这四年制片人和我也是想尽办法,可是都没能如愿。
其实我已经绝望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像梦一样。
得到可以重拍的消息,可以有易小星导演来监制,而且还有丞丞、蒋龙这一大帮演员愿意来参演的消息,我其实是非常怀疑的。
对这个可能性,我反复问了投资方麦特文化三遍:真的吗?
从7万块的《中邪》到《了不起的夜晚》,我竟然有些惶恐,甚至不安。
我害怕给投资方亏钱,害怕辜负监制和主演们的信任。还有就是特别对不住《中邪》的那帮兄弟。但我也希望以后能带更多机会给他们。
这种惶恐和不安一直持续到3月31日片子顺利上映,才得以松了一口气,这样的一个题材能够跟观众在影院见面,让我很开心。
然而片子上映几日,在夹缝中却没有太好的票房表现,依然没有那么多人走进影院,这又让我很难过。
很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作品,路演走了快10站,每个校园的学生观影现场都是又惊叫又欢笑,我真心希望有更多观众能有这种观影新体验。
恐怖类型很讲视听效果,大银幕的沉浸体验终究是最好的。就算真的没有下次,也希望永远能有人在小众类型片探索的这条路上前仆后继。
我也依然会继续努力拍恐怖片,这次电影顺利上映,让我感受到国内恐怖片的环境越来越好,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如果投资方相信我,继续投资我,我一定会拍出更纯粹更好的恐怖片。
电影永远值得被爱,希望大家都能多多去电影院,不止是看《了不起的夜晚》,也不只是支持恐怖题材电影,希望支持所有的类型片,支持所有的小众题材电影!

 

 

【7】黑白电影中九位饰演华人角色的国外女星扮相。依次为:

1918年《紫禁城》 中的诺玛·塔尔梅奇,

1919年《红灯笼》中的艾拉·娜兹莫娃(电影角色是中英混血)

1927年《武先生》中的蕾妮·阿多莉

1932年《诚实的黄先生》中的洛丽泰·扬

1932年《儿子-女儿》中的海伦·海丝

 

1937年《大地》中的路易丝·赖纳、蒂莉.洛施

 

1944年《龙种》中的凯瑟琳·赫本、弗兰西斯.拉弗提

 

【8】@青光楚辞

街边游动商贩不再纳入“创城”考核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们对卫生环境和交通的负面影响虽然显而易见,但其存在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不但可以方便居民生活,还可以成为就业蓄水池。事实上,此前对路边摊的一刀切,有一个客观因素是说没出口的,那就是城市规划的结构性弊端,尤其北方。城市主干道过度狭窄,因为停车场配给不足,大量车辆乱停乱放,进一步加重交通拥挤,经常导致人车不分,人行道上全是车,车行道上都是人,这个时候再加上一堆地摊,不管行走还是行车全成了过地雷阵。幸运的是,国内一些地方和发达国家,已经摸索出成熟的规范化管理方案,个人认为,应当清理一类街路,然后各地依据自身情况,放开二类街路部分路段,放开三类街路大部路段,对路边摊实施事前审批,任何人想要经营任何商品,选定地点和经营时间之后,报请城管部门审批。审批过程无行政收费,但不得超范围经营,包括商品种类、经营地点和时间,如果不符合审批就予以处罚。只是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完全抵消规划问题。

 

 

【9】我最光荣的一次任务是,蒋中正到“战干团”训话,真是震天动地。十三队被派出当仪队,而我以第一排第一班排头的资格,昂然的站在营房大门的内侧,使我第一次看到最高领袖的威严。整个左旗营房,鸦雀无声,两千多人的学生总队,像豆腐干一样的排在演讲台前,即令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见。正当大家紧张得要崩溃的时候,营门传来三番接官号,一两位少将级的官员轻轻的从营门跑进,站在仪队旁边。刹那间,三番接官号停止,阅兵号起奏,更是一种令人沸腾的军乐,一个平常只能看到相片的大人物突然出现,后边跟着一群随从。蒋中正穿着全副军服,缓缓的走到仪队面前,仪队向他敬礼,他举起戴白手套的手,向举枪致敬的仪队还礼。我既兴奋又紧张,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我见过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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