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文学

文学是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先秦文学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还有以孔子的《论语》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思想，这些文学作品也成为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那时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司马迁的《史记》，则以其少有的恢弘气度写出了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到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并对这漫长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中华民族政治的衰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等等做了深刻的思考。不但告诉了我们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得以形成的过程。他认为正是这种漫长久远的历史文化继承，使先秦文学不同于后世一般意义上的断代文学。

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先秦理性精神

在阅读先秦文化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词“先秦理性精神”。那么何谓先秦理性精神？

所谓“先秦”，一般均指春秋战国而言，它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为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先秦文学形成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创造期，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对史传文学、诸子哲理艺术散文的研究，必须纳入到文化的综合动态的系统中来，将它置于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审视。就会涉及到“史官文化”、“先秦理性精神”，以及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等一系列文化问题。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就思想、文艺领域来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这也是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

孔子所以取得这种历史地位是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他通过一部《论语》，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

除儒家道家外，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我们熟知的墨家所崇拜的人物是治水的大禹，儒家把尧舜当作圣君的典范，他们的思想理论也是在对往古社会的历史思考中得出的。以《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传文学，虽然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不出西周到战国这一时期，但其中所体现的文化视野却早已超出了这一时期的范围而直溯上古。

对《诗经》、《楚辞》的研究，也涉及到南北文化、儒道源流及宗教、民俗等文化问题。《诗经》、《楚辞》的产生，也说明一种文化现象。我们需要从纵深的历史、文化继承和时代精神等各个因素相关的方面，揭示其包罗万有、气象雄浑的理性面貌，和登上时代高峰的原由。可以说，先秦文学中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涉及到广泛的文化精神问题。因而对先秦文学的研究，离开了理性视角就无从切入和深入。

二、《论语》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因此，要想了解中华文化，应该先了解儒家文化，而想了解儒家文化，则必从读《论语》开始。

《论语》是儒家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文化的财富，它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就思想、文艺领域说，中国文化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论语》的记事非常生动，刻画精细入微，连孔子与学生谈话时的不同的神情都能生动地传达出来。

通过一部《论语》，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一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这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子的“仁学”，体现了他“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与重道义、轻私利的价值观念。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教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中国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闪耀着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光辉。

时至今日，我们现在的许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无不深受《论语》影响。可以说，《论语》对中华民族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其在千古流传的潜移默化中，早已构筑成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所以《论语》中的许多伦理规范、道德要求及道德理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论语》中所表现的真实孔子的伟大人格，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榜样。

三、《诗经》的意义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诗经》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在世界各国文学史中也是罕见的，也显示出我国是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让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诗经》以这种方式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可以这么说《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在《诗经》中，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也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都可以追溯到《诗经》。

四、《诗经》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战国时代，我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同时也指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后来其他作家用这种诗体写的一些诗；以及把这些诗选辑而成的一部诗集。"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

楚辞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第二，楚辞充分反映了它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只是在《诗经》被经学化 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这点被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离骚》及《九章》中皆是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全部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所以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而后世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因此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以《离骚》《九歌》《天问》为代表的楚辞，虽然产生于战国时代，其内容则与上古神话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文化上的深厚沉积本是诸子之学的特质，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莫不有着追寻中华远古文化的不解情结。

《楚辞》与《诗经》有相通之处，也有着迥然不同之处：楚辞是属于个人创作而非集体歌唱；楚辞是浪漫主义而非现实主义；它注重主观抒情而非自然写实；里面内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表现南方景观而非北国风光；是一个整体的象征而非单一的比兴；楚辞的句式为灵动的杂言而非呆板的四言，里面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特别是“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它的篇章是结构宏大的巨制而非回环复沓的短章；其风格宏博丽雅而非自然质朴。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诗经》和《楚辞》并称是"风骚"。因为“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它们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故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后来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或文采，也用“风骚”为诗歌的总代称。

通过这四个方面的阐述，让我们明白，原来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如果把我国文学的发展比喻为一条长河，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处于发源阶段；如果把我国文学比作是一座高楼大厦，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它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