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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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蔚琳
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我们国家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一位上海老师向我列举班上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
这里没有竞争
“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沾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大部分人玩手机”。他坐第一排,有天课上醒来回头看,整间教室“一马平川”,全趴下了。
下午,大家慢慢都醒过来了,谭俊宝看他们都像在发呆,“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他想了想,又重复:“我X,真的跟等死一样。”
“约架”是 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干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刘丽蓉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他们来自另一种生活
“我就是个垃圾”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
我得承认,我在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对我相当陌生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觉得自己毫不重要”。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Z校调研两年,梁告诉我,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意思是上了中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索性自己也放弃自己。
一个女孩说,因为太穷,家里没人认为她能走读书这条路,她从小听奶奶说“你以后找个洗碗的工作就行了”。另一个女孩也说,在她们村刷碗最重要,如果哪个女孩上了初中还不刷碗,“我们一个村200多人瞬间就传开了”。
一个男孩说,初三时父母离婚后,他不再学习了,家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妈妈会在他上学时进屋留生活费。他的小臂上有一道纹身,是两行黑色数字。他说,那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谭俊宝的爸妈是几对父母中唯一期望过孩子上大学的。他爸爸来顺德早且挖掘机技术精湛,赚到了几个家庭中最多的钱。谭俊宝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他上中职纯粹是因为成绩太差了。
小时候我脑子太活跃了,他说,小学课上他脑子里总有另一个世界。有时是游戏画面, “一个boss冲我开激光枪”;有时他想他爸爸,那时爸爸总去广州开挖掘机,一周回一次,于是每当他在脑中世界陷入绝境,“我爸像水印一样浮现出来,很帅很高大威猛”。他说,那之后,他几次考试都考砸了,再之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的妈妈看到他考低分,就会拿衣架打他。
坐在小花园里,谭俊宝把秋千荡得很高。他说衣架总在他抱头蹲在角落时落下。后来他有了保护自己的方法:“我脑子会跟自己说话,我跟自己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自己说按照规律,一般发生了坏事再过10分钟好事就会来。”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是这两年刚搬进的新房。那晚妈妈不在家,爸爸拖着一只在工地上受了伤、缠着纱布的手做了饭。饭桌上,谭爸爸反复对我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爸爸。”他讲自己从农村进城,没有文化,只知道为儿子上学拼命挣钱,拼命开挖掘机,没顾上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心理。他说他理解妻子暴躁是出于焦虑。谭俊宝没有接话。
饭后,谭俊宝带我到他卧室,看他在电脑上写的日记。上面大段大段,写的是他小学初中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一次他被一个同学摁在桌上打,可是平日总拿衣架打他的妈妈却没有为他出头。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征,走路外八字,日记里他写道:
“我妈知道后,像没事人一样接我上下学,好像那时候的她也和我一样那样认为,脚往外拐的人都不好欺负,他的爸妈一定也不好欺负,就像被欺负的我一样,爸妈也同样好欺负(何况,他对我说,那时他们也没钱为他打抱不平)。”
第二天见丽蓉时,我提出也去她家看看。丽蓉迅速拒绝了。“你昨天去过谭俊宝家了”,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我家和他家差距太大了。”此后我几次提议她都拒绝了。最后,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她同意我到她家楼下,但不能上楼。于是我们在楼下小花园碰了面。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大树、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械,背后的一排房大概已没人住了,大片墙面斑驳发黑。
丽蓉在小花园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丽蓉似乎有点高兴,嘴角也不再下垂,她指着墙上彩色的儿童粉笔画介绍,这就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说着她转向我,搬起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像坐在炕上一样,给我讲她小时如何在这儿和其他孩子一起滑轮滑、捉迷藏。
不过,她是6岁从四川来的顺德,那一年,长年在外打工的爸妈回老家接她,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爸妈。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苦闷的神情:那天她跑着去接他们,一见面却喊了“叔叔阿姨”。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丽蓉两次这样说。
而在厂里打工的爸爸,总是打她发泄情绪。但她从没报过警,怕会把爸爸“送进去”,“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妈妈也会伤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丽蓉的同学陈伟廷说他就没有。他没遭遇过暴力,有个正当职业、开五金店的父亲,“上中职”在他口中顺理成章。可是,就是这种顺理成章让我觉得不大对劲:这男孩像黑洞一样,让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愿望和情绪。跟他说话我总想起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即便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愤怒委屈激动都没有。他身上唯一强烈的是种实干苦干的气息。
陈伟廷
梁自存博士说他记得两件事:一件是陈伟廷曾对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另一件是有一年元宵节当晚,他作为老师陪陈伟廷回家,陈爸爸跟他们打了招呼就没再理,也没问儿子吃没吃饭,他们最后饿到不得不出去吃。这个家庭的“温度”从此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你上一次情绪波动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谭俊宝。”他说。但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谭俊宝和丽蓉那里补全了这个故事:那是他们还在Z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同学聚会,谭俊宝说到了妈妈拿衣架打他的事,情绪激动,拿起了刀要自杀。
这时陈伟廷突然蹲下了。他哭着说你不要再闹了,我连妈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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