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阅读苏轼》：追求你我心中最原始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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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评价苏轼，说他身上显然有一种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了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

确实，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难能有二的，在这位国学大家的心目中的地位已超越了李白和杜甫，成为他最偏爱的诗人。

了解苏东坡，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作品里有他乐观的人生态度，悲天悯人的情感，也有他的记忆。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苏轼学会副会长朱刚在他的《阅读苏轼》中所说：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世间的温馨。

确实，我们阅读苏轼，他蕴藏的充满力量的记忆，会从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词中满溢出来，成为我们汲取滋润自我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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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神宗年间的这场王安石变法中，苏轼和司马光一样，旗帜鲜明地选择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照着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轼是一个充满智慧，并且豁达、心胸开阔之人，他应该不会看不到变法给北宋王朝带来的改变。

可是，我们是从上帝视角看到的这段历史，但如果走进苏轼，代入苏轼，我们或许也会和他一样。

还是因为苏轼的性格，乐观、豁达，思想天马行空，从他的诗词中我们就能体会到他拥有和李白一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这样的人，最惧怕的就是被束缚。

而王安石变法中，有很大部分就是束缚。就如王安石对于科考制度的改革，他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重新解释了一遍，借此“三经新义”让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年轻人想通过科举走上政坛就必须接受和学习王氏的思想观念，这样也形成了一个文化独断的局面。

苏轼作为了文化人感受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桎梏，曾经的“文学取士”变成了“八股取士”，诗赋考试被“经义”考试取代，对他而言，此后文人只会关注那些被定义的“四书五经”，再也不会通过诗赋放飞自己的灵感，让思绪天马行空的驰骋。从此之后，像苏轼这样迷恋诗赋且拒绝接受“三经新义”的文人将终生被关在科举大门之外。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作者说王安石考的“经义”文，就是后世八股文的前身，只不过以后世朱熹的《四书集注》取代“三经新义”为标准解释而已。宋代之后，诗词再无之前般繁荣，反而成为理学说教的工具之一。

与此同时，那些读书人因作诗而耽误“经义”的功课，将被视为不求上进。

想想《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的诗赋水平至少高于考中进士的贾雨村，但就是不肯学习科举要考的“四书”，被父亲贾政认为不务正业。所以，苏轼也应该庆幸自己在科举改革之前考上了进士，否则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个苏东坡，又多了一位怀才不遇的酸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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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四年，好友马正卿多方奔走，想办法从官家那里为苏轼批得一块坡地。因为坡地在城东，苏轼援引白居易的故事，为这块地取名“东坡”，而他亦自号“东坡居士”，自此，便有了苏东坡。

其实，从“苏轼”到“苏东坡”不单单是名字的变化，还有他人生和思想的蜕变、升华。

此去黄州，并不是让他大展宏图，“谪贬”其实是一种官僚体制内的变相拘禁：用一份有名无实的官衔，将苏轼抑留于体制内，“锁住”他的抱负。

海明威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次谪贬没遏住他的才华和思想。

面对政治生命终结的可能，他给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方面在心理上有做一辈子流落天涯且随遇而安老百姓的准备，另一方面通过修道养气、参悟佛理保持身体健康和精神客观。

就如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所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经过此番大起大落的洗礼，作者说他的诗歌“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人生感慨，构思更见细密”，而他的词作更是趋于出神入化，“三咏赤壁”也成为了苏轼这个时期最为著名的作品。

尼采说：凡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政治斗争并没有让苏轼消沉，反而成为了炼就真金的火焰。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黄州四年，最终让苏东坡返璞归真，重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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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苏轼，我们能从他的故事和作品中读出不少品质，自由，乐观、积极，这些就是独属于苏轼的人生底色，而拥有这样底色的人往往附带着一种更可贵的特质——随遇而安。

作者说，“随遇而安”是个常用的成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却并不多。

苏轼的随遇而安并不是认命，相反是一种倔强，用豁达的人生观来反抗命运。

上善若水，面对困境，苏轼就如水一样，能从大江大浪中奔腾而来，也能在石缝中涓流而出。在贬谪惠州期间，苏轼写了一片小品文叫《记游松风亭》，他预先制定了游玩目标，却因达不到而不胜其苦。思虑良久，突然醒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是啊，去不了大江大河处翻腾，那又如何？干脆放弃这个目标，这样反而能如鱼脱钩一般，释去羁绊轻松自在。

那些年的谪贬之路，他也一直在致力于实现如水向往：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

和其他被贬随时想离开被贬之地的士大夫不同，在黄州、惠州还是儋州，苏轼都要自己造房子，做好了在此终老的准备。他并非没有北归的想法，但每到一处都竭尽心力、财力造房安家，做好长住的打算，这才是真正的随遇而安，四海为家。

也就是说，人生有时候就需要摆脱自我的限制，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

当时的苏轼，被迫迁居在惠州嘉佑寺，与寺僧同住，受宵小盯看。他作诗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内心之苦闷、嘉祐寺荒凉简陋和气候恶劣，跃然纸上。

但也就是在这样的人生节点，他幡然看透：即使如此，又有什么歇不得？身处困苦的环境，那就放下虚无的面子和身价，和光同尘，融入周遭，听着嘉佑寺的晨钟暮鼓，对外排遣忧愤，对己内倾自省，苏轼在儒释道内来回切换，完成自我升华。

这不是屈服，反而是一种倔强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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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文字的力量，苏轼留给我们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热忱，我们喜爱苏轼，就如苏轼喜爱陶渊明，也是从陶渊明的文字中，找到了他所向往和追求的东西。

而阅读苏轼，我们所追求的，也是他本性中的乐观、面对生活的不屈态度以及崇尚自由的精神！

或许这些，也是人类本性中最原始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