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天生喜欢过苦日子？

文/水湄青萍

理事会读写营第3期第四课·习作：

第四课中，铁鹰老师留了一个作业：你如何理解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既然要谈论两者的关系，必要搞清楚何为文学、何为经济。

但这两个概念似乎又很宏大，在这里，我权且狭隘地将文学定义为一种语言艺术，除了实用的价值外，更为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精神价值，可以给人带来“美”的体验。

至于经济，就窄化地理解为一个人的生活条件，或者说，拥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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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老师在课上所说，自古以来，文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似乎，只有像孔子的爱徒颜回那样，才算得上真正的文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不仅要生活得清贫，还要能在清贫中甘之如饴。而且，这其中还隐隐暗含了一个“潜规则”，那就是：想要创作出好作品，就必须生活困顿。

不然，你看，历史上那么多名传千古的圣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就是一个个明证吗？

更有那文人心中隐士的代表陶渊明，愤而辞官，写下千古第一有名的辞职信《归去来兮辞》。即使他明明不会种田，为此经常挨饿受冻，甚至不被家人理解，但当有人请他喝酒劝他回去做官时，他仍然淡然而坚定地说：“且此共欢饮，吾驾不可回”！

难道文人生来就喜欢过苦日子？还是说，这是他们故作清高的姿态？其实，只是时代不同、境遇不同、个人追求不同而已。

就像陶渊明，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难道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妻子过上好日子吗？他当然想，甚至也为此深深自责。但是，如果这些物质条件要以牺牲内心坚守的原则去换取，那么，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虽然不能改变那个黑暗的政治环境，但至少可以做到不参与其中。其实，陶渊明在年轻时，像很多古代读书人那样，也曾怀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奈何生不逢时，只好选择归隐乡野。正如龚自珍所说，“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所以，并不是文人喜欢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只是内心的持守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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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也不一定就得把自己置于窘迫的境地。

比如，要论曹植和曹丕两个人的文学修养，一般人估计都会觉得曹植更胜一筹。毕竟人家“七步成诗”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谢灵运还曾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

但历史上一位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却这样评价他们道：

“曹子建铺排整饬，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

若论辞藻的华美、叙写的铺排，当数曹子建。当我们读到《洛神赋》中“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等诗句时，一下子就被惊艳到了，仿佛春天百花齐放，有一种视觉的冲击感。

然而，如王夫之所说，曹植的诗文“立阶级以赚人升堂”，这种对偶和词采，后人是可以通过仿效他每一步步走台阶的痕迹，靠人力达到的。但也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大家写出来都是差不多的。

而曹丕的诗，比如他在《与吴质书》中，写道：“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唱。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你会发现，他的文字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只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除非你有亲身经验，否则很难体会诗人的心境。这也体现了曹丕作为诗人的敏锐感受。

如果你没有他那种感受，也就没有办法和途径去学他的诗。这种境界较高，很少有人能攀登到这种高度，所以大家就不愿意追随曹丕而宁愿追随曹植。即王夫之所说的“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

其实，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诗人。

曹植属于纯情诗人，往往受外界影响比较大，随心而动，当遭遇重大事件时，心灵受到剧烈的冲击，就容易写出好诗来。

而曹丕属于感情与理性兼长的诗人，他不仅可以调用理性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同时拥有真正的诗人敏感度。即使在平淡顺遂的生活中，也能创作出好诗来，而这尤其显得难得可贵。

所以，文人不是生来就喜欢过苦日子，只是为了坚持内心的操守。 苦日子也不是创作优秀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心有诗意的人，眼里自然处处都是诗。

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相对更自由的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展现自己的文字，甚至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变现。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毕竟，“人必须先有生活，爱才有所附丽”。

不过，正是这看似自由但鱼龙混杂的环境里，作为一个爱好文字、有着自己文学梦的作者，或许更应该像守护桃花源那样，护住内心对文字纯粹的热爱。由此，我们在文学的道路上才能走得更远。

愿我们手握六便士的同时，也始终不忘抬头看看头顶的那轮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