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史三国：诸葛瞻之千年冤屈

有关诸葛瞻之载录，《三国志》仅是只言片语，却多是偏贬之词，故历朝历代对其一直存在着诸多嘲讽。除却「忠孝」之外，无有存焉。

但作为历史旁观者，后世是否有这样的资格，对其品头论足，甚至不屑一顾……

《三国志》其首云，‘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已然成为后世抨击诸葛瞻之重要依据之一。

但实则是对诸葛之言的过度解读而已。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此书恰是诸葛亮出征前所书。诸葛亮可谓老年得子，又日夜为蜀汉操劳，对幼子少有关爱，故而心生愧疚。

与兄长提及幼子时，‘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即是诸葛亮恐寿不长久，而对幼子未来之担忧，又何尝不是一种谦逊之夸赞，否则何必言其「聪慧可爱」。但《三国志》作者陈寿，将此书信引用至此，却是别有用心……

《三国志》下文有云，‘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

首先，言曰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实际上，即是在避重就轻，暗指诸葛瞻即无文韬、亦无武略。

其次，提及「蜀人追思亮」，亦是讽刺诸葛瞻不过是沾先父之荣光的官二代。

最后，更是直接将诸葛瞻定性其「言过其实」。此时再结合诸葛亮之家书，则可移花接木，变相扭曲诸葛亮之本意。并以诸葛亮之「先见之明」，加深读者对诸葛瞻「言过其实」之印象。

一般而言，《三国志》讲究为传主讳，但《诸葛瞻传》则是赤裸裸之贬低，却实属罕见。

参《孙盛异同记》中曰：‘晋永和三年（347），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

换言之，陈寿与诸葛瞻之间，应是有所瑕衅。

又《晋书·陈寿传》云，‘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即陈寿为诸葛父子立传时公报私仇，因此为人所不耻。

而且陈寿因私仇而毁谤诸葛亮父子之说流传极广，且史书亦多有陈寿私德有损之载录……

参《陈寿传》载，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

即陈寿守丧期间，生病而让婢女伺侯服药，被来客看见，而遭乡党指责。此举在后世看来，再平常不过。但在以孝治天下时期，确是失德。

又《华阳国志》载，‘时梓潼李骧叔龙，亦隽逸器，知名当世。初与寿齐望，又相昵友，后与寿情好携隙，还相诬攻，有识以是短之。’即李骧与陈寿皆知名当世，相为昵友。

但后来二人友情出现「携隙」，而致互相诬蔑攻击，故为有识之士所不耻。

不过《晋书》之言，后世多有疑虑，譬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有云，此真无识之论也。尝言‘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举例证明，陈寿对于诸葛亮之歌颂、与肯定。

但此正是陈寿高明之处……

毕竟诸葛亮之光辉，在那个时代有目共睹，做不得半分虚假，并非一个陈寿即可颠覆。陈寿即使欲混淆是非，亦是枉作小人而已。在传评的最后附上一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已是居心叵测。

寥寥几字，却将蜀汉不得不偏安一隅之症结，归因于诸葛亮之能力有限，不可谓不毒。

但对比魏蜀客观条件，自蜀汉失荆州后，无论何人主政蜀汉，恐皆难以回天。然诸葛亮却能够以一州之力，数次压制曹魏，几近扭转乾坤。故陈寿之言，显然是在有意引导。

且此亦仅是陈寿之小试牛刀，真正针对的却是诸葛瞻……

毕竟陈寿先是对诸葛亮交口称誉，经过如此真实之铺垫，再对诸葛瞻无论如何偏贬，亦无伤大雅。而就结果而言，陈寿完全达到了其预定目的，后世皆将诸葛瞻归为「虎父犬子」，甚至是庸才之列。

故《三国志》中有关诸葛瞻之述，虽是无法否定，但亦不可听之信之。

前文尝有提及，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一直暗流涌动，并非绝对地和谐统一。

诸葛亮死后，刘禅亦是拒绝为诸葛亮立庙，并一直于暗中抵制。毕竟诸葛亮虽已故去，但却执掌国政十一年之久，其庞大的势力依旧存在。故而刘禅一直采取柔和手段，使政权缓缓过渡，避免帝国局势动荡……

《三国志》云，诸葛瞻「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

看似辉煌，却是内有玄机。所谓「军师将军」是刘备首创，刘备任左将军期间，在平蜀后，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在当时可谓位高权重。

但蜀汉立国后，将此头衔放在诸葛瞻身上，自然是一种恩宠。

但更多的却仅是一个精神象征，「军师将军」其本身并无实权，不过是个杂号将军。

「尚书仆射」确是实权，且蜀汉仅置尚书仆射一人，不分左、右，亦不分曹属办事。

待诸葛亮死后不再设立丞相一职，故尚书令即丞相。蒋琬、费祎任期均曾担任过尚书令一职，董允亦是「以侍中守尚书令」。董允之后，吕乂代董允为尚书令；吕乂病卒，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

但参《三国志》载，董厥在「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

陈祗死于蜀·景耀元年（258），而董厥代陈祗迁为尚书令后，诸葛瞻方有机会迁为尚书仆射。换言之，诸葛瞻掌权是非常晚之事，直至景耀元年（258）后，方才步入朝局中枢。

又《三国志·后主传》云，景耀元年（258），宦人黄皓始专政。景耀四年（261），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与此同时，樊建代董厥「守尚书令」。

如此一来，尚书台权利三分，由诸葛瞻、董厥、樊建三人共掌，同时内有黄皓、外有姜维，形成三股力量相互制约。

实际上，后主刘禅一直在暗中压制诸葛瞻，但因诸葛亮之影响，又不得不将其树立为一个标杆。而黄皓则是刘禅之代言，对内牵制文官集团势力，对外牵制姜维军事势力。

若非费祎意外刺杀身亡，刘禅未能提前布控朝局，朝中无人牵制姜维，或许亦不会有黄皓，诸葛瞻之出头。

故《诸葛瞻传》载，‘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仅是表面，三方牵制是刘禅刻意为之，故不能以此说明诸葛瞻治国能力之高低。

如此再将上述信息与绵竹之战相结合，不难发现诸葛瞻所面对之窘境与困境……

诸葛瞻虽曾任骑都尉、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但皆隶属于中央军。至景耀四年（261），为行都护卫将军，但亦仅是刘禅对外平衡姜维所设。

换言之，诸葛瞻应是一直处于被刘禅「圈养」状态，并无对外征战之经验。

而诸葛瞻的首战，即是蜀汉灭国之战。故以绵竹之战，作为诸葛瞻无军事才华之依据，是偏颇而抱有成见的。

炎兴元年（263）冬，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奇袭阴平，自景谷道攻入，由今陕西文县至平武夺取江油，进占涪城。

《黄权传》载，‘到涪县，瞻盘桓未进，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后世亦是以此为据，主观地将蜀汉的灭国，归罪于诸葛瞻的犹豫不决。

但是否应该听听诸葛瞻之意见，左右兼听之后，再做判断……

参《蜀记》载，刘禅投降时报蜀「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而钟会上表则称「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

如此推算，姜维所部几乎占了蜀国半数兵力。再除却霍弋的南中军，阎宇的永安军，乐城王含、汉城蒋斌的万人守军，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守军；成都的中央军上限不会超过二万。

进而推之，诸葛瞻所统之兵力应少于两万，且基本是宿卫军，以及临时拼凑的郡县兵。

又《钟会传》有云，‘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即邓艾初领兵三万，至绵竹与诸葛瞻交战时，减除前期损耗，兵力亦应在两万左右。

即使推算存在误差，蜀魏双方兵力亦应是相当，甚至是蜀军兵力少于魏军。

因《邓艾传》有云，‘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

即邓艾军数战之后，方才击溃诸葛瞻之蜀军。

客观推之，蜀军驻以守势，魏军则在无精良攻城器械的前提下攻城。如果是魏军兵微，又岂会出现被诸葛瞻击败后，又复战而胜之情况。而且诸葛瞻宿卫军的战斗力，绝非邓艾的野战军可比。

故诸葛瞻是在兵力不占优势的前提下，以弱势的宿卫军去抵挡邓艾的百战军，可以说是在驱犬羊而斗虎豹。

而黄崇屡劝诸葛瞻宜速行据险，亦是基于上述理由考虑。然则，诸葛瞻始终「盘桓未进」的理由，又是什么……

诸葛瞻是否欲以周亚夫「守梁以疲敌」之策，利用江油天险，消磨魏军锐气。而蜀军顿兵城下，以逸待劳。

参《诸葛瞻传》载，‘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其中「前锋破」非指涪县，因涪县并不适合防守。邓艾完全可以忽视涪县，直逼成都而去，如此可轻松将蜀军调出涪县。

又《钟会传》云，‘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长驱而前。’但此「三校伏兵」，却非江油守将马邈之兵。

因参考时间脉络，唯有在邓艾夺取江油之前，马邈有预先遣人传递消息，如此刘禅方才派遣诸葛瞻抵御邓艾奇袭。如果蜀军预先知晓邓艾军之动向，则完全有时间增援江油。

而田章军之所以会增援江油……盖因钟会主力被姜维堵在剑阁，寸步难进，却意外得知邓艾夺取江油的消息，故紧急遣田章增援邓艾。如此「伏击」应发生在江油城失之后。

以此推之，所谓「破蜀伏兵三校」的三千兵士，应是《诸葛瞻传》中所言之「先锋军」。

邓艾军夺取江油后，并未急于进军。而是原地休整，以及请求援兵。在此期间，诸葛瞻屯兵之涪县，并且预测到邓艾会等待增援，并提前实行伏击。同时，亦是测试黄崇谏言之可行性。

倘若三千先锋军，能够有效阻断田章军之驰援。

则说明诸葛瞻所率领之宿卫军，有能力「据险」抵御邓艾军的前进。否则居城而守，则更加稳妥。

南宋·张栻云：‘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晤，可谓不克肖矣。兵败身死，虽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尔。’换言之，诸葛瞻只是比卖国求荣强些而已。

东晋·干宝则言，诸葛瞻除却忠孝之外，一无是处。

但事实并非如此，诸葛瞻绝非「忠孝存焉」，只是时代未曾给予其机会。

是客观环境束缚、排挤着诸葛瞻，而诸葛瞻亦同样选择了顺从，而非打破。是历史亦并未给予诸葛瞻选择的权利。因为那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看似一线生机，却不过是空中楼阁……终究难以挽狂澜于既倒。

如果诸葛瞻可突围回返成都坐镇，或许有一定几率震慑文官投降派，给予蜀汉一点生机。但是诸葛瞻却选择了以身殉道，与大厦同倾。

对于诸葛瞻而言，首战即灭国，确是过于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