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咏怀八十二首其二十》

咏怀八十二首(其二十)
阮籍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
揖让长离别,飘飘难与期。
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
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
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
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在于认清诗中几个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从第三、四句说起。

“飘飘”一词,出于《诗经·豳风·鸱鸮》。《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这一说法则又出于《尚书‧金縢》,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曾承用,后人于此都无异说,阮籍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两样。但阮籍在形容周公忧惧之心的“飘飘”二字底下接上“难与期”三字,则非直咏原来的史实可知,这里只是反其意而用之,对此表示存疑之意。显然,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才使用这个典故的。

周公影射何人?不难想到,此人指的是曹操。曹操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他也有招纳贤士的作风,所以《短歌行》中有句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也有东征的历史,所以《苦寒行》中有句曰:“悲哉《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但也由于功高震主,旁人疑其有不臣之心,因而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又说:“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騰》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说明他像当年“周公救乱”一样,怕“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所以有《鸱鸮》中的“风雨所漂搖”之感。然而不管他怎样信誓旦旦,援《金縢》以自明,阮籍却是认为“难与期”而仍然表示不信。

问题何在?因为曹操决非存心归政于成王的周公。他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周文王的角色。建安十七年,曹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如萧何故事。十八年,策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这时曹操的臣下都已按捺不住了,觉得这周公辅成王的滑稽戏不必再演下去了,于是纷纷有人前来劝进。曹操却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这就表明曹操本人不想再去改演其他角色,他已把未来的武王———曹丕安排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了。

果然,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同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一切都在曹操的计划之中。历史的发展表明,“曹公”自明心迹的《金縢》之言,又怎能信以为真?

但当代的这位周武王却并非使用武力夺取天下,因为汉室太衰弱了,于是这一次的改朝换代采取了武戏文唱的方式,曹丕迫使汉献帝用禅让的名义交出了刘氏天下。

曹氏父子苦心筹划的目的实现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说明他是多么踌躇满志。因为曹氏上下两代取得政权时没有采取什么粗野的手段,他们都是以圣人的姿态临朝亲政的。

但这样的禅让与原来意义上的禅让毕竟相去太远了。显然,后代那些充满着奸诈手腕的“禅让”,已经把古代那种充满着光明正大的优美感情的“禅让”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尧、舜、禹之间那种出之于公心的美好政治理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阮籍慨叹地说“揖让长离别”矣!

曹操为了牢固地控制汉献帝,不让宫廷中再次出现伏后事件,建安十八年时还把三个女儿许配给刘姓天子。夫妇好合,“燕婉之求”,这本来是人生的美事,然而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结合,首先考虑的是有关政权得失的利害关系,所以阮诗在“揖让”“飘飘”之后又接上了“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二句,把婚姻问题和国家存亡之事联系了起来。按“燕婉”一词,出于《诗经·邶风·新台》,用来指称婚姻之事,那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这次曹､刘之间的联姻事件随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阮籍引用了历史上的另一个典故,指出它漂亮的帷幕下掩盖着的悲剧性质。

所谓“赵女媚中山”,本事出于《吕氏春秋•孝行览・长攻》篇,说的是春秋时期通过婚姻而进行的一项阴谋勾当。赵襄子承他父亲赵简子的遗教,谋取代王的国土。他利用“代君好色”的弱点,“以其弟姊妻之”,然后“谒于代君而请觞之”,席间杀了代君及其从者,“因以代君 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

赵女发现自己受了欺骗。她的出嫁与人,只是出于父兄政治上的需要,对于她个人的幸福,没有加以一丝考虑,她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女子出嫁从夫,她的利害得失,已与丈夫的地位结合起来,这时她自然会站在夫家的立场来反对兄弟的逼迫。阮籍的这个典故用得何等贴切!现实生活中的那位“赵女”,已经立为汉帝皇后的曹节,对于曹丕的逼迫也是悲愤异常,站在刘家的立场予以严厉的谴责。

《后汉书·献穆曹)皇后纪》曰:“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人,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大约要数这位被充作“媚”物的曹女,对乃兄“禅让”时玩弄的手腕,那种凶恶而又出之以伪善的表演,知之最深,因而厌恶特甚的了。这时的汉室帝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只能为号称“周公”、“舜”“禹”的野心家所摆布,叫他们演出什么戏就照本宣科。

“萧索人所悲”,何况那些身临其境的人,曹女只能“涕泣横流”,而敏感的诗人也就“怵惕常若惊”了。

阮籍在《咏怀》诗其二十中援用上述几件“古”事,它所证明的“今”事,只能指曹氏父子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可作解释。因为司马氏父子没有把女儿许配过曹氏的三位幼主。他所抒发的郁愤,如此深沉,如此真切,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亲身的感受,他对此有切肤之痛。

“揖让”“飘飘”等事,不光发生在汉末魏初,而且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重现了。司马氏父子俨然是当代的“周公”,而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重演“舜禹之事”。

不幸的是,阮籍本人也给卷入了这一历史事件之中。 魏元帝曹奐景元四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而这篇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大作,却是出于阮籍的手笔。这也就是保存在《文选》中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人未从温,另以不會有所里,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父子三人的阴险毒辣,又远远地超过了曹氏父子。阮籍对于这一些政治活动的用意,自然洞若观火。他是多么不愿意干这违心的勾当!但由于他文名太大,而谄媚逢迎如司空郑冲之流却偏要借重他的文章来劝进,阮籍虽想托醉推辞,无奈那些人偏不肯放过,还要派人前来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一气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后年演出的“禅让”大典,但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揖让长离别,飘飘难与期”,他对眼前发生､亲身经历的事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

这就可以回到诗的开端来了。“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阮籍引用《淮南子·说林篇》中的这两个故事,列于全诗之首,抒写他的心情,定下了一个悲慨的基调。人在纷乱的政局中徬徨。面前的歧路,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一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本色的素丝,可以染黄,可以染黑,浮华的外形常是掩盖着本质。世事翻覆,无所定准。自命忠诚的人,却包藏着祸心;进行龌龊勾当时,却穿戴起神圣的黻冕。冷眼旁观的人,既不能退出舞台,有时还不得不前去充当不愉快的角色。阮籍有感于此,自然要既悲且泣了。

阮籍本是局外的人,与“禅让”双方都没有什么深的关系,也不像那些趋炎附势的人那样想要从中得利,然而世事如此,不由自主,污秽的政治漩涡,硬是把他卷入其中,于是他在诗的结束时沉痛地提出了问号“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这是发自内心的悲叹:生逢乱世,何以保此洁白之躯?

沈德潜《说诗晬语》曰:“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但若掌握住作者思绪的脉络,联系其时代背景,则还是有可能推究其用意之所在。即如《咏怀》其二十这一首诗,似乎迷离恍惚,不可捉摸,然而试作探究,则又觉得章法甚明,每一句话都可以找到着落。

阮籍眼界开阔,好哲理上的探索。他在《咏怀》诗中的见解,统观古今世变,洞察当前人情,因而悲愤郁塞,歌哭无端。钟嵘《诗品》评其诗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也就点明了《咏怀》诗的特点:言虽浅近易晓,然而寄托的理想,抒发的感情,却是俯仰今古,感喟莫名。

古往今来,在君权的争夺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使他感到由衷的厌恶,于是他设想有那么一个社会,没有君臣之别,没有強弱之分,大家都能顺其自然,尽其天年。

《大人先生传》中形容这种无君的社会是:“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这种政治理想,正是他在多次经历了“周公见志”、“舜禹揖让”之后才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