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三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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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母亲，我当然不会例外，也有母亲。只是有一点和大部分人不同，因为我有三位母亲。她们在我不同的年龄时段，给了我伟大的母爱。

1949年9月的一天，伴随着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和急促的进军脚步，我诞生在一个黎明。我在华东野战军军医院的临时驻地里出生了。那个地方是江苏的常州。我的妈妈叫马莲珍，她是一名军人。在我出世的第三天，她已经去追赶自己的部队，开进了大上海。

我没有吃过妈妈的奶，喂我奶的是我的恩娘。一个寻常的常州人，她叫琴娣，有个女儿比我大半岁。我出生后妈妈没有奶水，有人找到了她。她的家在龙城里，离开军医院的临时驻地很近。我不知道恩娘愿意来奶我的原因，长大以后也没有问过。我只知道在自己的记忆里，恩娘给我的不仅是奶水，还有许许多多的母爱。在她的心目中，我就是她的儿子，在我的心里，她永远是我的母亲。

……妈妈追赶部队以后，我被暂时留在恩娘身边，住在龙城里，由恩娘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婴儿时期的我，体质很不好，也许因为战争年代，母亲在怀孕期间的营养缺乏吧。母亲是一位指挥员，自从参加革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第一线。斗争形势严峻、营养又缺乏，显然是我自小身体娇弱的重要因素。我的第一阶段婴儿期，是在恩娘的怀抱里长大的。一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幸好常州已经解放了，当地的驻军也知道我是谁的孩子，每次一生病，恩娘就抱起我赶到部队医院去。

半年以后，母亲由上海来常州接我。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断奶，可已经会吃东西了。母亲的意思，就不需要恩娘跟去上海了，毕竟她还有自己的家和孩子。为了给我喂奶，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大女儿送给别人去领养。

恩娘却不肯答应，她坚持要随着去上海。

她说“阿毛是我带大的，吃惯了我的奶。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你们到上海给他换其他人喂奶，或者吃奶粉，他都不会适应的，我要跟去。阿毛要吃满一岁的奶才可以断。”

就这样恩娘跟着到了上海。

我满周岁断奶以后，恩娘还是没有舍得离开我，她继续留在上海照顾我。一直到她发现自己也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才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常州去，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

等我再一次看到恩娘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5年，谁都不会想到这次别离竟会有这样久长！

1976年，我27岁结婚时，带着妻子回到了常州，去看望阔别25年的恩娘。

我跪倒在恩娘的膝前，抱着她的双腿，留着泪，喊着娘，说：“恩娘，不孝儿阿毛回来看你了。”

恩娘的双眼得了严重的白内障，还有很严重的肾炎。她几乎是半失明的状态，在她模糊的视线里，我只是一个影子。

恩娘颤巍巍地双手抚摸着我的头，老泪横流地说：“阿毛？你是我奶大的阿毛？你终于回来看恩娘了。娘这些年想你啊。”

奶姐在一旁低声告诉我，25年来，恩娘没有一刻不在牵挂着自己还有一个儿子远在天涯。

住在常州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天。我那里也不肯去，每天都依偎在恩娘的身旁，每天帮她清洗眼睛。

有一次，邻居来了，看见一个陌生的小伙子跪蹲在恩娘身边，在给她洗眼睛，很惊讶地问：“这是谁？”

恩娘抬起头，骄傲地回答：“我的大儿子。”

邻居打了一个楞，然后明白过来，大笑着对我说：“你一定是琴娣奶大的阿毛吧？”

恩娘笑着说：“是我的阿毛回来了。”

那一天，恩娘家来了很多客人，他们都是当年的老邻居。恩娘不顾我和妻子的再三反对，还是由她出面在常州为我们办了喜酒。恩娘在酒席上一再说，她的儿子讨媳妇了。

离别的时候，我答应以后会尽量抽时间回来看她，还要安排她去北京治眼睛。

我回到北京后，要求母亲安排恩娘尽早来北京医治眼睛。母亲答应了我的请求，1978年恩娘到了北京。她在北京住了半年多，眼睛开了刀，终于又见到了光明。

1981年，我调到了苏州，终于有了经常去看望恩娘的可能性，差不多每一年都会去常州几次探望恩娘。恩娘的几个孩子都把我看做家中的一份子。她有四个孩子，除去老大比我大半岁，其余的都把我看做兄长。

1992年，恩娘因病去世的时候，我却远在福州，竟没有得到她老人家辞世的讣告。直到第二年，我再去常州的时候，才知道老人家已经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我让弟妹们陪着到了老人的墓前，在她老人家的坟前，我长跪不起，痛哭流涕……

恩娘去世已经几十年了，可我的心里她没有一天离开过。

在我满两周岁，恩娘回常州之前，母亲领回来一个身穿军装的阿姨。她叫耿秀英，是部队保育院的保育员。她就是我第三位母亲，我叫她姆妈。

姆妈今年90高寿了，还健在，只是一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住在医院里。姆妈祖籍是江苏宝应人，1949年8月入伍，一直在母亲所在部队的保育院工作。随着大军开进上海，姆妈也随军到了上海。1951年开始，部队委派她到我家里，担任了我的专职保育员。

这一带就是五年。

姆妈住在家里，不让任何人随意抱我。我的所有事宜都是她打理。那时候这位耿妈妈还是大姑娘，母亲要给她介绍对象，一连几个都被她拒绝了。母亲问她理由，她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她告诉母亲，她怕那个人会不喜欢“阿毛”。母亲又气又好笑地告诉她，“阿毛”不是她的孩子，她以后会结婚，生下自己的儿女。

姆妈却摇着头回答母亲：“我不要其他孩子。”

母亲说：“你会老的，总要有自己孩子来陪伴你。”

姆妈回答：“我有阿毛。”

直到我5岁的时候，姆妈终于有了爱情。她接受了陈琳叔叔的感情。陈琳叔叔曾经是父亲的警卫员，以后成了机关的一名干事。也许因为经常在我家里碰头吧。姆妈终于同意和陈琳叔叔恋爱了。结婚以后，姆妈并没有离开我，也不愿意要自己的孩子。谁要是问她，还是那句话，“我有阿毛”。

1956年，我7岁，要随着妈妈去北京生活了。

姆妈抱着我哭了一夜，我也哭闹了一夜，谁也抱不过去。一直闹到天明，我哭累了，睡着了。妈妈才把我接过去，有劝慰了她很久。姆妈一直把我们送上火车，才哭着由陈琳叔叔陪回家去。

十年以后，我第一次独自回到上海，去看望我的姆妈。当姆妈看见一个大小伙子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开心得满脸泪花，拉住我的手仔仔细细地看我的脸。

屋子里还有三个半大的孩子，一女二男，最大一个男孩子不过10来岁，女孩子也就是刚上学的年龄，另一个不会超过5岁。他们都在用惊奇的目光盯着我看。

姆妈让他们叫哥哥，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大哥哥。三个孩子马上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我顺手就把最小一个抱在怀里。原来姆妈竟也是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们还有一个大哥哥在北京。我在姆妈的心里，还是她的亲儿子。

再次去姆妈家里，带着她的儿媳妇，也是我结婚的那一年。姆妈高兴极了，竟坚持由她出面，邀请了一些上海的亲朋好友办了一场婚礼。我原来是打算旅行结婚的，却没有想到还没有回到北京母亲的身边，我的恩娘和姆妈已经为我办了两场婚礼。

我调回江南后，因为各种原因，去上海的机会总是很多，也就会经常去看望姆妈了。姆妈始终把我当做亲儿子，每一次我一到，就是她的一桩大事。她会放下所有的事情，为我弄点吃的，就好像我还是个孩子。

十年前我定居上海，到姆妈家去告诉她的时候，她比谁都开心。我每年都会领着女儿、女婿去给姆妈拜年。第一次带着女儿上门，喊她奶奶的时候，她的脸上笑开了花。

弟弟妹妹们嘲弄地告诉我，老太太比自己三个亲孙子叫她还要开心。姆妈听见居然不高兴了，拉着我女儿的手说：“阿毛的女儿，怎么就不是我亲孙女了？”

我连忙打圆场，说：“当然是，怎么会不是？你是一个孙女，三个孙子嘛。”

去年我自己做了外公，外孙女做满月的时候，专门请她来喝喜酒。老太太乐坏了，逢人就说：她盼到了四世同堂。姆妈的心里从来就把我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我始终让女儿喊她奶奶，为了区别，女儿自幼习惯，喊母亲为北京奶奶，喊姆妈上海奶奶。（姆妈已经于多年前病逝）

母亲也许因为军人的关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是很少有其他妈妈的那种柔情的。她素来以一种铁娘子的形象，出现在我们这些孩子面前。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慈母严父，我们家却不同。我那身为将军的父亲，很少摆出父亲的威严，总是很慈爱的样子，尽管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却很少呵斥或者出手惩罚。母亲却不同，她对我们管教很严，经常会非常严厉地处罚我们的错误。于是，直到少年时代，我对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会保持一种距离。这或者也是因为，在幼小的心灵中有个对比，另外的两位母亲给了我太多宠爱吧。

到了晚年，母亲越来越表现出慈母的天性了。对孩子们尤其是第三代的孩子们，变得有些宠爱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小的时候。我常常和母亲开玩笑，说自己很有点嫉妒女儿和侄儿们。母亲问为什么？我说：我们兄弟小时候，似乎没有得到过你这样的宠爱。

母亲大笑，回答：“我17岁开始当兵，不懂那些儿女情长吧？或者是眼睛里看到了太多的战火纷飞和流血牺牲，心变得冷了？上了岁数以后，心就反而软下来了。”

我摇摇头，“我知道，你从来都爱我们。只是你曾经把母爱藏得很深，这也许是你的个性吧。”

晚年的母亲，很希望我可以常常回到她身边去。

母亲先后生过7个儿女。我的大哥叫海燕，生于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母亲为了突围，不得已，将儿子留给了当地老乡。解放后才知道，我的大哥在临近解放的时候，已经因病去世了。我还有三个姐姐，二姐患白血病1971年去世。其他的姐姐和两个兄弟都回到了她身边。只有我从16岁离家后，一直在飘零。虽然以后回到了父亲身旁，可对母亲而言，还是心中的一块隐痛。

母亲为人性格豪爽，又十分要强，她自年轻就有各种疾病缠身。自从解放后的几十年，她几乎天天带病工作。在我记忆里，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她还曾经患过肺结核、肾炎。

最叫人难以置信是，母亲的身体里有两枚弹片，跟随了她一辈子。在她的脊椎附近，留下了日本鬼子手雷的两个碎片，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局限无法取出来。到解放后才发现，取出来要冒巨大风险，因为位置紧靠中枢神经，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医院为她配置了一种钢丝背心，母亲一辈子都带着钢丝背心工作着、生活着。我曾经不止一次看见，她因为伤痛发作疼得冷汗直流。

在母亲去世前十年，她查出了胃癌，以后又扩散成为肝癌。伤痛、胃痛、肝痛，她不止一次为此报了病危，可每一次都奇迹般重新活了下来。每一次母亲从死亡线上回来，都会很幽默地说一句：“我又去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

母亲就是这样顽强地拖着病体活到了93岁！创造了一个奇迹。

2012年2012年1月9日，93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北京与世长辞，我却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没有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但总算来得及赶在母亲火化前，为她老人家最后守灵。

母亲去世以后，许多当年不经意的往事，反而一幕一幕，那么清晰地涌上心头……

记得我曾经得过一场重病，那还是5、6岁的时候，我家还在上海。

半夜时分，我突然发起高烧。父亲不在市区，家中有其他人，可以送我去医院。但母亲不顾一天工作之后的疲劳，坚持要自己送我去医院。因为我得了猩红热，妈妈抱着我，连续在上海市区的七八个医院之间奔走，竟是没有一家医院可以接纳。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找到市郊一所传染病医院有床位。

那时候，妈妈已经抱着我奔走了四五个小时。耿妈妈就在身边，一直提出让她来抱，妈妈就是不肯。她对耿妈妈说：她对不起我，给我的关心太少了，才会让我得了如此严重的传染病。

那天，妈妈就一直守在我的病床前，直到我退烧为止。

我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一直非常顽皮。母亲为了我的教育用尽心思。她很忙，每天都在早出晚归。因为她的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东郊酒仙桥地区，那时，我们家却在京西的玉泉路。每天上班，她都要穿过一个北京城。早晨常常在4点钟已经起身，离开家去赶公交车。晚上却又是很晚了才回到家里。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早就进入梦乡。母亲匆匆吃几口饭，就要检查我的作业本。每天的早晨，我上学打开书包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妈妈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会有一两句话，妈妈会发现了我作业里的错误，更多是一句鼓励。可无论另外写了什么，最后都是写着：孩子，妈妈在看着你。

这些纸条，我保留过很久，只是一种下意识地把它们留下来。等等我一天天长大，开始明白道理了，才真正从里面读出了一个母亲的爱。可惜，这些纸条在文革中，都被来抄家的造反派烧掉了。他们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母亲不像一个共产党人。

我是全家六个孩子中最早离开父母，也是走得最远的。离京赴宁那一年还没有满十六岁。因为我的坚持，母亲找到当年的宁夏驻京办事处，在里面谈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我知道，那一定是母亲有些担心，在向宁夏来人详细了解那里的情况。

接着，母亲带着合家老老小小十来个人，去北京火车站给我送行。火车站充满了赴宁的北京知青和送行的亲人。当时，车厢内外一片哭声。我们家却没有一个人掉眼泪，那是因为母亲给全家人下了一道死命令：“给出征的战士送行不能哭！”

以后，我在姐姐的来信中才得知：前一天夜里，母亲一直守在我的床前。姐姐看见她不住地擦拭着眼睛……

1965年我远行宁夏，一走八年。母亲在遥远的北京，无时不刻地牵挂，自己独自远行的儿子。那时候，通讯条件条件极差，唯一的常态方式就是平信。母亲由于常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眼底出血，视力很差，写字非常困难，可还是要坚持半个月给我写一封信。一是询问我在宁夏的情况，二是鼓励我坚持下去，三是通报家中情况。

赴宁的八年里，每一次回京探亲，母亲总要让我陪着她睡几个晚上。母子常常彻夜恳谈，她听我汇报生活和工作，我听她解答人生烦恼，青春心事。也有时候，我给她捶背、揉腰，她给我讲那些战火硝烟里的经历。母亲那些洒血沙场的战斗经历，常常会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也许，只有我，最喜欢听母亲讲故事。于是，她和父亲那些激动人心的征战岁月的故事，从小就开始一点点在脑海里积累，积累成为一本厚厚的书，书里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她是一位战士，一位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在那边坚持了八年，当我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母亲非常坚决地尽了自己的力量，来设法使我离开宁夏。可以算是想尽办法，甚至连给我在老家南浔，找一户人家入赘的法子都用上了。如果不是我自己坚持了一年多不愿入赘，给人家做上门女婿，估计现在就是南浔郊外，哪个村子里一个老农民了。

后来，我开始在宁夏恋爱了，对象就是现在的妻子。母亲要让我离开宁夏的想法却是初衷不改。我的妻子在银川有个家，我的丈母娘、姨妹和小舅子都在银川。我也完全可以留在宁夏，虽然不是上门女婿，估计也差不多吧？可是母亲不这么看，她不希望我留在西北，总想可以给我，改变一下环境。

母亲千方百计地通过自己各种人脉为我寻找出路。终于在1972找到一个内地工厂招工的机会，利用一机部老战友的关系，搞到了两个内招指标，亲自赶到宁夏，才把我和未婚妻一起调出了宁夏。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是怎样陪着母亲，在师团连之间漫漫黄沙路上，冒着烈日骄阳奔走。那是盛夏时节，戈壁滩上的日头好毒啊，又没有代步的交通工具，有时候不得不顶着烈日，在荒滩上走。看着母亲额头上一滴滴黄豆大的汗珠，不住流淌下来，我的心好疼。母亲一直有眼疾，遇到大风，还有太阳下都会不住流眼泪。眼泪和汗珠混在一起，淌过她消瘦的脸膛，我的心就像有把刀扎进去。

我脱下自己的军装，光着膀子，把军装举起来，替母亲遮挡着火辣辣的太阳。母亲却坚持要我穿好，说这样会晒脱皮。我笑着告诉母亲，儿子已经晒了八年，早就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脱皮了。母亲听见我这话，又流泪了。可我知道，这次的眼泪，不是因为大风和太阳。

等到将我们所有手续办妥，母亲却累倒了。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在四川泸州以一个初中生的资格参加了考试。我以为自己考不上的，于是，在心焦地等待通知的同时，向母亲提出，如果没有录取，是否可以让我回京在准备下一届的高考？

其实，我只是抱着侥幸提出这个请求，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而是马上要做爸爸的成年人。我再也没有理由和权利，要求母亲再为我做些什么。

我没有料到母亲很干脆地同意了我这个无理要求。她不仅同意而且表示：我回到北京备考期间，她会为我专门请老师辅导，同时承担孩子出世后一切费用。

尽管我就在当年考取了大学，并没有回京准备第二年的高考。可是母亲还是兑现了她的承诺，在我女儿出生前半年，就接走了妻子，并帮我将孩子抚养到1岁半，才送回我们身边。女儿一岁半之前，就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

有人对这样一句话，可能不屑一顾，“共产党人是钢铁做成的”，可是，我的母亲，用她坚强的一生，就是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她就是一位钢铁铸成的共产党员！

她在这最后十多年里，照样去给年轻的共产党员们上党课。她的秘书告诉我，上党课是老人自己要求的。上课的时候，她不肯坐下，总是拒绝坐在讲台旁边，专门为她准备的椅子上。她一定要站在那里讲，她是共产党员必须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因为她曾经是这个单位的所长兼党委书记，对年轻的共产党员上党课，是她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是她的工作。秘书对她说，您已经离休了，可以休息了，不需要再工作了。母亲却告诉秘书，共产党员的字典里，是没有离休、退休的。活着一天就应该工作，战斗一天。

记得四年前，我回家看望母亲。看见她已经白发苍苍，精神也大不如前，已经有些恍惚，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难再见站起来了。看见我回来，很开心。我蹲在母亲身前，扶着她的膝盖，心里阵阵酸楚。她却还是那样开朗乐观，她对我笑着。

我说，儿子不孝，几十年来，一直不能时常陪伴在您身边尽孝。母亲却摇摇头回答：我从来没有怪你。是我在你们小时候就教育你们：好儿女要志在四方，我和你父亲，少年从军，戎马生涯半辈子，驰骋沙场数十年，从未没有被家庭羁绊过。你们长大成人了，就是国家的人，也有你们自己的事业与生活，妈妈没有理由要求你们守在自己身边。

母亲的胸怀和气度，再一次让我感动。

身边照顾母亲起居的小阿姨，却偷偷告诉我，这些年老太太总是喜欢翻看你们小时候的照片，常常看见她对着照片流眼泪。听到小阿姨这些话，我的心都揪起来了。

那一次，我在北京呆了十来天，几乎天天守在她身旁。直到我要走的前几天，母亲坚持让我出去玩玩，去看看变化中的北京，去看看老同学、老战友，我才出去走了走。回到上海后，曾经写过一篇《回京都赋》，在跋中这样写道：

余16岁离京，时至今日已四十五年。其间虽间或回京，只是游子归探老母，若飞燕掠水而已。梁园虽好，已非吾久居家园。

然京华古都有高堂在室，兄弟姐妹几尽云集于斯；又为少年风华记忆常新。于是，其城廓坊巷、市井阖闾，数十年来恒记脑海，梦中常回矣。

人生百年如过眼云烟，某今年已虚度年华六十有一，家母耆耋垂暮，且多病，思儿日切。故冒朔风凛凛，寒气肃杀，于五十年未遇之大雪初霁，匆匆北上故里。

归家之日，泪叩老母，见其神智似有恍惚，鬓发如霜，举止巍巍，不由悲从心来，潸然长泪横流。为人子却不能长尽孝于高堂膝下，实乃大不孝也！

遥记离京之时，家母尚在中年，风华正茂，正叱咤风云、豪情撼云之时。每每训导吾辈兄弟姐妹，言：“好儿女志在四方，吾与汝父，少年从军，报效国家，戎马生涯，驰骋沙场数十载，从未以家为羁绊而常思民生苦难。故始终追随中共，将解民于倒悬为己任，终身不悔也。”

某自幼受教于斯，故毅然率先赴塞北屯垦戍边。转视岁月倥偬，镜中己亦鬓发斑白，岂不叫人徒生感叹？

家母得见游子有归，已至膝前，精神竟大见愈好。某甚喜之，便偎依其旁聊以慰藉。家母却言：“吾见儿归，已大好。不必时时守候于旁。汝多年未归，恐已不识旧日家园，不如趁归京走访故地，看看古都沧桑巨变。”

当回忆起这些琐事的时候，都会再一次感受母亲对我的爱是那样深，深得如海。

原来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爱着自己的儿女，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却常常要到她们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才会体会到那份恩情是怎样地深厚，这是一件何等的憾事？

从十六岁离开母亲身边，到她老人家去世那年，四十七年里，留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日子，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过七年，差不多有足足四十年不在她的身边。

如今回想起来不由悲从心生，为什么她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就不能多去看望几次，多用一些时间去陪伴她安度晚年？这一切再也不能挽回了。多么希望时间可以倒流，让我再回到母亲的怀抱，说说母子之间的贴心话；让我依偎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腿、揉揉腰；让我恭恭敬敬坐在她面前，去聆听谆谆教诲；在她的床前，再奉上一杯茶，道一声“妈妈，早安！”。可这一切都太晚、太晚，再也回不来了。

……

我是幸福的，因为我不仅有母亲，而且有三位母亲，她们给了我太多的爱，太多的感动。我只能在文章的最后，送给我三位伟大的母亲一份儿子的心愿：

祝福我的恩娘在天堂安详！

祝福我的姆妈在天堂安详！

祝福我的妈妈在天堂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