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史话

关于楹联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

一般认为中国对联起源于古代的桃符。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于桃木板上。

中国第一副有历史记载的春联诞生在成都，是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公元964年撰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广正二十七年春节前夕，后蜀主孟昶因平日善习联语，故趁新年到来之际，忽然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以试才华。群臣们各自写好一幅，耐心等待审查。孟昶一一看过，均不满意。于是他就亲自提笔，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中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一幅最早的春联。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里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

不过也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有这段记载，说的是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从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对联，要比孟昶的那副对联早四五百年。

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所形成的诗体，特点是强调声律，对近体诗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

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骚、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虽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律诗 （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议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之前已经得以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到了隋唐时期，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

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唐之世近于古，宋之世近于今。”楹联的脚步走到宋朝，在各个方面都与今天所见差别不大了。

宋代楹联处于楹联史的萌发阶段，但艺术色彩丰富，这与楹联的母体——律诗、骈赋的成熟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成熟的律诗与骈赋，就没有多姿多彩的楹联。宋人在楹联写作中往往汲取诗赋的养料，楹联也一步步跻身文学的队伍。

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朱熹、陆游等均参与了楹联创作，尤其是苏东坡和朱熹，前者有史料可考的作品有几十副，后者的作品，在梁章钜《楹联丛话·故事》中收录有13副之多。但宋元楹联“墨迹绝不见于藏弆之家”，它们中的大部分散落在宋元诗话、词话、笔记小说中，另一部分被刻在楹柱上，经过后来的楹联爱好者收集、记录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宋元楹联流传下来的不多。

宋代以后，中国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北宋诗人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过年盛况的真实写照。

元代楹联作家仅十来人，作品寥寥。现存宋元楹联数量少，篇幅短，但作为文学样式之一，它仍然发挥着“针孔”的作用。通过现存宋元代楹联，可以窥见宋元时人们的人生态度，以及社会风气、文学本体方面的发展对楹联的影响。

楹联的发展到了清代进入了极盛时期。清代楹联书法成为日常书写的重心是艺术社会化的结果，社交嘱赠、市场驱动在促就楹联书法日常书写社会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

南怀瑾先生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更有学者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可以认为，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 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从此，文人学士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考验对方的智力，成为一时的风尚。

余德泉在《对联史话》一文中对清代对联的发展，总结了四个方面特征：一是越写越长。二是越写越巧。把许多手法都用上了，有些手法还很特别。三是使用越来越普遍。四是对联独有的整套格律——马蹄韵不仅形成，而且已经完善。

晚清时期，对联的写作手法又有了很大的创新，不过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新体诗的出现，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由于长联的出现，使得清代的对联在我国楹联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出现了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王闿运、林则徐、张之洞、钟云舫等楹坛高手。

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只有短短38年，但民国的挽联创作却也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很多重要人物去世后都会收到数量可观的挽联，例如孙中山去世后，全国各地在各种哀悼仪式上所送挽联据说达十万副以上。民国对联在1949年之后，留有一个尾巴，这就是台湾的对联文化，于右任、张大千、张佛千、成惕轩、伏嘉谟等人构成了这一支对联文化余脉的几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