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郎》| 罪恶之源

山本周五郎(1903-1967),“山本周五郎奖”是日本主要的文学奖项之一,1988年由新潮文艺振兴会创立。

作为日本文学史上唯一拒绝“直木奖”的作家,山本周五郎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文人风骨。

作为山本晚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三郎》在洋溢着东方美学气质的同时,宛若一条暗潮汹涌的小溪,诉说着世间的阴翳。

小说最为打动我的,并不是三郎与荣二至始至终情同手足的守护,不是风流灵巧的阿信在面对人生选择时展现出的敢爱敢恨,也并非收容所囚犯之间义薄云天的兄弟情谊,而是作者在描述每一位收容所“囚犯”命运时,所运用的富有同情的语调。

在这样的语调下,不禁让人细细思索他们的罪孽源头。

我读到荣二在工作了十几年的店铺被诬陷偷窃,想要质询却被人拖到雪地里痛打一顿后送到岗亭,又被岗亭的衙门白役又折磨得半死,这才送到了收容所;我读到吾一整整十八年辛苦劳作,只因祖上不识字,错签了字据,到头来被夺走了田地、房屋,而后萌发了去地主家放火的念头;我读到与平从学徒到入赘,懦弱不堪地忍受幼子的嘲笑和妻子十几年的家暴,冲动之下唯愿杀妻以泄愤;我读到清七因为脑子笨,温顺又没有能力,在建筑工地干苦力的他,被人肆意驱使,遭到一群劳工的群殴,最终被当作流浪人员送进了这里……

他们,是没钱没权的穷苦人,是性格懦弱的胆小鬼,是心地善良却屡屡被欺的老实人。社会排挤他们,欺骗、陷害他们,还以各种各样地方式嘲讽他们的无能,鞭笞他们的尊严,最终将他们变成了收容所里以“暴徒”身份存在的囚犯。

不像《圣经》描述的那样,人类背负着始祖犯下原罪之后的罪恶本性。在《三郎》中,恶人不是天生就为恶人的,或许他们只是善良太久的好人。

小说这种矛盾而略显夸张的设定,仿佛拷问着我们——在每一个社会事件中,我们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如果我们曾目睹不公平事件的发生,却充当着人群中的缄默者;如果我们曾听见愤怒的呐喊、哀怨的乞求,却假装自己失聪;如果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却拒绝叙述和书写并强迫自己不断遗忘……我们是不是也成为将恶推往深渊的一股力量,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心灵罪行?

广为争论的性暴力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过去,传统父权制的性别规范就携有巧妙的“性的二重标准”装置,它成功地对女性进行分隔支配,将妻子、母亲、女儿与(包括主动和被动形成的)娼妇分隔开来,歧视娼妇。前者被强制要求保持“贞操”,后者则被打上“沦落”的烙印。一个“合格”的妻子、母亲、女儿对后者(娼妇)的行为哪怕只有一丁点“同情”的征兆,都足以成为她们被从受到父权制保护的指定坐席中驱逐出去的理由。女人们默契地缄口不言,甚至要因为这些莫名而来的“信仰”,对同性受害者进行二次谴责和二次伤害,衍生出默许性暴力行为的无形推手。

如今,随着时代进步,人们或许不再会成为催生性暴力行为的“共犯”,却依旧摆脱不了“加害者”的身份。

学生时代,我们或多或少成为过校园暴力的旁观者,而我们始终只被教育要妥善保护自己,却从未被鼓励去为遭受欺凌的同伴发声;面对街头被无情驱赶、被肆意征税的商贩,街角蜷缩一团的乞丐;面对群声鼎沸的网络评论,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面对太多太多不允许被提及的记忆,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声音……作为见证者的我们,同样是导致真相和正义缺席的“加害者”。

我清楚地知道,人本是可以成为反抗者、呐喊者、记录者的。圣神的“信仰”却在向我们施压,是独善其身?是集体主义?抑或臣服于利益?无论清高还是世俗,我们都难掩自身懦弱的本质,这种自我保全的欲望,足以造成所有大陆上每一个灵魂的麻痹。

恶人不是天生就为恶人的,每一种恶的背后,都有无数个沉默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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