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九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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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毫不夸张地说，去老城区的大爸爸巷是经过了一番激烈思想斗争才成行的。一连几天，一次次起念，一次次被否定。但终究还是决定走一趟。

从我居住的七里桥社区到大爸爸巷顶多不过七八里路，自己驾车差不多一刻钟，乘坐公交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去和不去，怎么就成了如此艰难的选择呢？

大概一周前，主事官员打电话给我，让我召集一些人，把那些年里马鸣先生在大爸爸巷书场“说堂”里讲述的故事收集起来，汇集出版。接到这个任务，我有些恼火，马鸣先生在说堂的时候你们做什么去了？如今人家漂洋过海二十多年，音信全无，你却想起要结集出版人家的话本故事。我去哪里找到那些散落的纸片？

听了我的抱怨，那位官员赶忙打招呼说：老兄，我也只是个跑腿传话的，上面觉得马鸣是本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不能就这样让他湮灭了，如今需要他，需要他的话本集子为我们的城市增光添彩。再说，他老人家离开这座城市时，我们不还是一帮无足轻重的年轻人吗？所以，无论如何请你……

牢骚归牢骚，事情还是得做。我给几位我认为手上应该“有些东西”的朋友分别打了电话，请他们尽量搜集马先生的话本，“越全越好”。结束电话时，我都要叮嘱一声。

电话都打过了，我却忽然变得疲惫和厌倦。在我的意识里，编辑出版马鸣老先生的话本应该让我兴奋才对，因为这是我一直想做的。可现实却莫名其妙地出现正相反对的情境。这让我坐立不安。于是，我想到去说堂所在的大爸爸巷走一趟，我的想法很简单：用实境唤醒记忆和热情。同时我又十分清楚，没有什么实境，大爸爸巷十年前就进行了改造，变成一条毫无历史感的现代而招摇的街道。它变宽了，变新了，变干净了。就表象而言，是用钢筋水泥和花岗岩取代了青砖绿瓦和石鼓苍苔，事实上除了名称没变，那里一切都变得不可识且毫无意义。至于说堂，连一片瓦，一块砖都没留下。

我能去这样的地方获得什么呢？我总是轻而易举就否定了“去”的打算，可不久，就又开始说服自己去走一趟。这是一种什么心境呢？我想起一件往事。十五年前，由于我写了一些犯禁的东西，被锁在一间屋子里进行反思，写思想认识。那间屋子只有一张一米宽的竹片床，一张没有抽屉的写字台，朝南的墙上有一个用钢条做窗棂的一米见方的窗户。记得我进去的那一天上衣内袋里有一包烟。第二天那包烟就空了。我把烟盒揉捏一番扔到了墙角。可到了半夜，我竟神不知鬼不觉起床把那个烟盒捡起来，连拽带抹，把它熨平。然后把手指伸进去，摸索一番，仿佛里面还藏着一支烟。当我确信里面不可能有烟时，并没有把它扔掉，而是轻轻放在写字台上，放在写思想认识的稿纸旁。第二天，第三天……在之后的所有日子，我每天都会拿起那只空烟盒三五次，伸进两根手指，在里面摸索。

我说不清现在是什么心境，但我知道我要去大爸爸巷的心念就像当年把手指伸进空烟盒摸索时的心念一样。于是，我踏上了开往老城区的公交车。

没有机械引擎和变速箱的新式电动公交车似乎存心跟我过不去，起步，停靠，总是那么急促而突然，让我头晕而难以站稳。行驶中的电流声则让我产生脱离物质世界的不快之感。我忽然恨起那些发明电动汽车的人，我意识到每一次革新人类生活的人，同时也在摧毁人类生活。

路上两位乘客的对话差点让我中途折返。他们一路上都在谈论城市改造，车到运河路站点时，他们关于城市改造的话题的坐标已经精确到大爸爸巷。

“那里一点人气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商铺都空关着，开始时还有人在玻璃门上张贴招租广告，现在连广告也懒得贴了，很多玻璃门都碎了。”说话的人拎着一只装有食物、蔬菜和一只不大的白色塑料餐盒的方便袋，另一只手紧紧抓着车顶稳身拉环。开口说话时，可以看见牙齿缝的蔬菜残渣。

“要我说，那里根本就不该那样改造，应该保留原样。”另一位坐在椅子上的老人说，“那里原先可真是一条热闹非凡的街市啊，儿子小的时候，我总是带他去那里玩。”他的模样能让人想起销声匿迹多年的小品演员黄宏，连声音都像。

“你们都给我闭嘴！”一句粗暴的言语从我喉咙里窜出，却又被舌头紧紧压住，没让它脱口而出。而我的真实心理却是懊悔。“我干吗要来老城区？我不是明知那里空无一物吗？”

我有点眩晕，双手紧握稳身钢管立柱，模糊的眼睛望着司机的后脑勺，希望他能懂我的意思，把车往回开。

大爸爸巷其实是一条差不多有二十米宽的街，宽度远超巷的尺度。有一群鸽子在大爸爸巷宽阔的花岗岩街面啄食，见我走近，呼啦啦飞上天空，盘旋两个椭圆的圈，落在房顶。我看了看地面，什么食物也没有。我猜是有孩子时常在这里戏耍，遗落了一些诸如面包、饼干等食物的残屑。

果如那两位公交乘客所言，街上的绝大多数店铺都是空关的，一些门窗玻璃已然损坏，偶或能见一两张门墙上张贴着招租广告，由于胶水失粘，上半部分耷拉下来，盖住下半部分。

我努力想找到原先说堂所在的位置，但走了几个来回都不能确定。

“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一位身穿花格绒布衬衣的中年人不知何时站在我的身边。

“哦，不找什么，”我说，“你知不知道以前这里有个说书的说堂？我是想确定它原先的位置。”

“那边像一把菜刀的富国大厦看到没？这个季节的下午四点半，它刀形的阴影正好落在老说堂的位置上。”花格衬衣说，“其实，也就是那个位置，”他用手指着一间卖文具和卖小五金的商店，“看到没？那就是说堂大门所在的位置，记得当时门外有两个青石雕琢的石鼓。”

“谢谢。”

“这条街其实蛮有文化底蕴，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惜被废了。还是以前好玩，热闹。”花格子衬衣说，“我小时候总是在这条街上玩耍。跳橡皮筋，抽陀螺……对了，就在这儿，原先有一口井，小时候我喜欢趴在井口看月亮，可惜也被填了。”

“没进说堂听说书人讲故事吗？”我用手指指文具店和小五金店。

“有那么一两回，”他回答，“你知道，进去听书是要买门票的。我那个年纪，很难弄到门票钱。我还记得说书的老头的样子，又瘦又高，头上时常戴一顶没有帽檐的白帽子，两腮塌瘪，说起话来，声音特别响，就像从钢管里传出，能产生回音。”

“你的记忆不错，他是回教徒，所以戴白帽子。他说起话来声音高亢，还带有金属声。”我说。

“原来他是回民，难怪。”花格衬衫说，“你知道老头叫什么名字吗？”

“他姓马，叫马鸣。”我说。

“马鸣？马鸣风萧萧啊。”

“是的，马鸣。但不是马鸣风萧萧的意思。我问过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天竺十二祖马鸣菩萨善于说法，他说法时，连饿了六七天的马都因悟道而发出嘶鸣。马老先生说他初学说书时，他的老师希望他能成为马鸣菩萨那样的说书人。于是给他起了马鸣这个艺名。他的真名叫马民。”

“不对啊？”花格衬衫叫了起来。

“哪里不对了？”

“你刚才说他是回民，信回教，可他怎么可以起个和佛教有关的名字？对于教徒来说，甭管他信什么教，脚踏两只船可是犯了大忌。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

“你说的完全在理。”我说。“马老先生时常为自己的身份、名号所困。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他一直处身尴尬境地，有种不忠和不知所措，甚至被分裂肢解的痛苦。尽管他的心从未离开过安拉。”

“那又何苦呢？把名字改回去不就得啦？或是干脆改信佛教。”

“改教？”我苦笑一下，那一刻我觉得马鸣把他的苦笑移植到了我的脸上。“对于不信教的我们来说，恐怕很难理解他的心情吧。”

花格衬衫离开后，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走了两个来回，然后在离那个文具店不远的街对面的一张缺了两根木条的长街椅子上坐下。天气暖洋洋的，我点了根烟，没抽几口竟然有了睡意。我把半截香烟掐灭在椅子旁边的花坛里，然后尽量把身子往前坐，伸直双腿，让后颈能枕在椅靠上。我把那顶不分春夏秋冬都戴在头上的长舌旅行便帽摘下来盖在眼睛上，便心安理得地睡起来，仿佛是要犒赏一下已进行到一半的一无所获的故地重游。

在我将要睡着时，空虚感漫上来，漫过整个街区，差点淹死我。

二

我是1985年毕业的法学本科生，被分配到现在生活的城市的一家司法机关工作。由于性情有点孤僻，我一直没有恋爱。我的很多周末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大概是我工作的第三年的某一天，有位同事对我说，你没事时可以去大爸爸巷说堂听故事，说书人马鸣很有一套，他说故事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那些评书家们，他们说的都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现成话本，内容无非忠君爱国那一套，而马鸣说的都是自己的原创，很有深度和寓意，绝对称得上别开生面。”

从此，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抽空去说堂听马鸣说故事，有时听下午场，有时听夜场。我那位同事说得没错，马鸣的话本都是原创，内容也不再是老掉牙的那一套。他说的故事很接近小说，只不过是用评话的形式把故事表达出来。

那是1989年9月的一个周末接近中午时分。我骑车路过民主路拐角处的滨河公园。那是一个没有围挡的敞开式公园。我看到路边停着三辆外地牌照的小汽车，其中一辆是硬顶的叫黎明的白色吉普车。我想进公园买两块有馅的烧饼做中饭。当我把自行车停好走进公园时，忽然看见了一个头戴白布帽子的高个子男人，他被几个壮实的男人围在中间。他在激励地争辩着什么。我认出那是马鸣，说书人马鸣。他当时差不多六十出头，骤然在室外公共场合看见他有点吃惊。那几个围住他的男人忽然同时出手将他双臂钳制住，并往公园外拖拽。马鸣用他金属般嗓音大声呼救。一个年龄比他年轻不少的女人忽然越众而出，追了过去。但她也被那波人中的两个男人制住。

“这是在绑架吗？”我没再多想，冲了过去拦在那帮人的去路上。

“滚开！我们在执行公务！”其中一人大声说。

“见鬼，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在公共场所胡乱抓人？”

那人见我没有退让的意思，伸手抓住我的卫衣胸襟，企图把我推开。但他的那只手被我抓住，然后用反关节技将他制服并猛地推开。

“我们在奉命执行抓捕！你这是妨碍公务！”那人厉声说。

“把你的证件拿出来！”我毫不退让。“执行抓捕？我有权要求你拿出执行公务的证件！否则我要报警！”

我从衣袋里拿出我的证件。

那人见了我的证件，似乎吃了一惊。然后非常不情愿地从随身携带的一只小皮夹包里拿出相关证件。

“他犯了何事？你们要带他去哪里？”我让开路的时候，随口问道。

那人并未回答我。此时我才注意到，马鸣被按下脖颈的头倔强地抬起，他的眼睛正在看着我。

他被塞进路边那辆外地牌照的白色硬顶吉普车里。那比他年轻的女子——他的妻子罗珊（事后知道）被塞进另一辆拉达牌小轿车里。此时那几辆外地牌照的车同时从车内拿出警灯歪斜地安放在车顶偏副驾驶座那边。然后拉响警笛一路朝西，沿中山西路快速开走。

我站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我在想马鸣他会犯什么罪？一个说书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在从事一项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职业？我想起他被押走时看我的眼神，我忽然理解了他的眼神的用意。

我走进公园，等了几个人，买了两块烧饼。当我边吃边走向自行车停靠处时，忽然有个女人拦在我前面，我认出那是刚才和马鸣一同被塞进警车的女子。

“你能帮帮我们吗？”她的眼神和语调把她的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不是被他们……”我猜她是看到我向那些人亮工作证，知道了我的职业，于是找上我的。

“拐上中山路之后，他们就把我扔下车。”

“你是老马什么人？他犯了什么事？”

“我是他妻子。至于他犯了什么事，那是一言难尽。”

“他们有合法手续抓捕老马，我想谁也救不了他。一切都得走司法程序。”我说。

“那我们留个联系办法好吗？或许什么时候……”

“这合适吗？”我边说边往僻静的路边巷口走。

两年之后，当我在马鸣先生的家里，喝着他的妻子罗珊给我沏的热茶时，我告诉她，“当时我所以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是因为我内心有一个确认：马老师是无辜的，那伙人一定弄错了！因为马老师被带走时看我的眼神在告诉我，他是无辜的，而且需要帮助。”

几天之后，马鸣的妻子带着一位市文化部门的干部找到我的住处。我们谈了一些实质性问题。那位从事民间文学联络管理工作的干部告诉我，马老师没多大事，他是前些年在某些刊物上和在某大学演讲时说了几句不太适当的话，被别有用心的人举报了。论责，顶多进行一番批评教育就够了，不当上升到犯罪层面。

一番交谈，我的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上班午休时，我用办公室的电话拨通了我在京城的舅舅家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点，他正在客厅沙发上享受着餐后读报的快乐。电话机就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他只需腾出一只手，摘下老花镜，拿起话筒，就可以完成一次愉快的通话。

我知道我舅舅在那里是个人物，在有些场合说一不二。但我不喜欢舅舅，他有点神秘的职业和他不容亲近的谈话方式，总让人反感。但这一次，我想忘记反感，碰碰运气。

他很有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和请求。然后用他一贯不容亲近的语气对我说，你是我的亲外甥，我得跟你说真话，以你的身份，你必须改掉多管闲事的习惯，这个习惯很坏，很危险。

我听到他挂断电话的吧嗒声音，像干树枝在耳边折断。

几天后马鸣的妻子罗珊打来电话，我告诉她我可能帮不上了。她依然用感激的语气说，没关系，吉人自有天相。你是好人。

一直到一九九一年的五月，舅母忽然给我打来电话，她告诉我，舅舅好不容易才查到那个说书人被关押在四川某地，他给那里管事的人关照过，不出意外很快就放他回家。

我将信将疑，忐忑不安地把消息告诉了罗珊，并关照她不要告诉任何人。

果然，到了六月初，马鸣回来了。

到了八月，毫无征兆地，我从司法机关被调到市立图书馆工作。

“这是你舅舅的意思，他说你更适合做跟老古董打交道的工作。”我的领导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把脚翘在茶几上，嘴里叼着烟，用奇怪的眼光审视我。

“可惜了，你本可以在这里干得很出色的。”他见我不说话，又说一句。

“我以为你会劝我留下。”我站起身，和他象征性握了一下手，走出他的办公室。

下楼梯的时候，我还在回味他的眼神，我想我看懂了他那审视我的眼神。

三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有这么一段经历，它时隐时现，仿佛并不真实可靠。如今，每当我走在那条光亮却萧条的大爸爸巷，总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里原先真的有个说堂吗？真的有个瘦高个且面目清癯的回民老者在说堂里讲述他的话本故事吗？为了证明我的记忆不错，我会在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去城市规划展览馆看新旧城对比图片。但我什么也不能获得。那些资料、图片并不能唤醒什么，他们看起来陌生而遥远，和我没什么相干。为什么会这样？有关那条街巷的记忆为什么会如此具有欺骗性？那些年里我几乎每周都要在那条街巷走几个来回，我的笔记本都记着呢，可为什么会……后来我想，之所以如此，会不会是我的感情深处一直回避它，不想把它记住？

那天马鸣从说堂出来，依然穿着那身稍显宽大的旧蓝布长衫，走起来前后晃荡。他手里拿着一本足够厚的线装书，纸页泛黄。

见我站在石鼓旁，他示意我跟他一起去他家。他家离说堂不远，沿大爸爸街往西走一百五十米左拐进腰刀巷就到了。那是一座清代晚期的建筑，二层小楼，山墙上开有一个不大的窗户，处在一楼上二楼的楼梯转角处。我每次去他家都要说他的房顶上长蒿草的事，我让他找个小工上去把蒿草拔掉。他说不行，蒿草已经扎根到了瓦下面，如果拔去蒿草，会带动瓦片造成漏水。不知怎么回事，这次我居然忘了提及蒿草，不是我不想提，而是忘了。因为我觉得这次不同寻常，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他会有什么事呢？

“你有时间跟我去一趟我家吗？”他的语气听起来如此慎重而又胆怯。我想起他从四川回来那一天的情境。当时我和他妻子罗珊一起去火车南站接他。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也都沉默。回到家里，他说让我看到两年前在公园的那一幕，他感到羞愧。然后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谢谢，说了一遍又一遍，只说这几个字。金属声消失了。我能明显感受到他说话时的谨慎和胆怯。仿佛多说一个字，就会被一帮不明身份的人重新带走。有一次他的妻子罗珊对我说，“老马他有心病，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中，时常做噩梦。”那么他不在家的那一年多时间里，究竟遭遇了什么呢？“那永远都是个谜，他什么也不愿意跟我说。”罗珊说，“他自尊自爱惯了，极爱面子和名誉。他一直都因为滨河公园的事被你看见而耿耿于怀哩。”罗珊说。

我一路上都在猜想：他会不会把门窗关紧，确信没有人能忽然闯入和偷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然后把脸尽量凑近我说：“你想知道我的近期想法吗？”

进门的时候，他的妻子罗珊候在门边，一只手还拿着画笔，是的，她是一名很有天分的画家，中西兼善。她朝我友善地笑了笑。她看起来依然年轻。等我们进了门，她迅速把门关上。

马鸣直接把我带上二楼他的小书房，他吩咐罗珊给我们沏一壶茉莉花茶。

“我有点事想告诉你。”他看了看我，“说真的，出于安全考虑，我本不想现在告诉任何人，等事情结束我会写封信给你，向你解释。但想来想去觉得不妥。”

“我想我没有理由对你有丝毫的不信任。”他的语气中充满诚挚的歉意。

他的妻子把茶拿进书房。他让她下楼坐在客厅。“万一有人来，你可以招呼一声。”他说。

“你有什么新的安排还是……”。其实，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他张开嘴，但没发出声。他向我做了一个幅度很小的表示歉意的手势，然后又起身走到门后，把耳朵贴在门上。过了半分钟，他回到座位上。

“谨慎些总没坏处。”他尴尬地笑笑。

“我是一个卖嘴皮子的，话多。我这样说，有辱我的师父，有辱自古及今所有的说书人。”他叹口气，眼中快速闪过一缕绝望的幽光。“青壮年时期意气用事，说了很多，不成想种下恶因，从此便进入收获苦果的漫长季节。”他像自言自语那样说着话，声音很轻，似充满懊悔。我情不自禁抬头看看书房北墙上悬挂的一幅对联，那是牛首寺慧勤和尚送他的：远离颠倒梦想，亲近耳鼻舌身。“我要出趟远门，我下决心了。”他接着说，露出少有的严肃神情，声音有点颤抖，而严肃背后的惶惑不安，只有我这个曾在某些时刻窥见过他的人生幽微的人才会发觉。

“要去多久？”

“永远。”他说。“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你知道，我已经七十四了。无论依从东方还是西方先哲对人的寿命的有效意义的解读，七十都可以算作当死之年。”

“你可从没这么悲观过。”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他苦笑，望着我。“没有办法，我得自保。”

尽管我不愿意用惊弓之鸟这个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来形容他，可事实上，他不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吗？而且，还是一只又老又瘦的惊弓之鸟。听了他的话，我猛然想起大前年一个夏日的午后，接到他的“求援”电话，我正急匆匆从大爸爸巷往他家赶，天空忽然暗下来，天地死一般沉寂，继而狂风大作，大街小巷发出怪啸，紧接着暴雨倾盆，他家的小楼在风雨中飘摇……

“你都准备好了？”我问。

“好了，”他又向我靠了靠，并进一步压低声音，“有人帮我，给我做了妥善的安排。”

“你联系上的？可靠吗？”我有点担忧。

“不，是他们联系我的。”他说，“好多年前，我在兰州时，帮过他们，那时他们的处境和我现在一样困难。”

“你不会反对我离开吧？”他忽然忧心忡忡地说。

“怎么会呢，我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反对啊。”我说。

“请原谅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不是不放心你，而是不想你掺和进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

“不过还有件事想托你帮忙。”他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我。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我说着，情不自禁地用劲抓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微微颤抖。

“小琳，就是我女儿马琳，你一定还记得她吧？她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她会继续留在这里。我想把她托付给你。”

“没有问题，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小琳她曾患有精神分裂症，我们不放心她。”他露出沉思和痛苦的神情。“都是我作的孽。”

“我知道。”我又用劲握了握他的手。

“她还在读博士，我不能告诉她我和罗珊的这次离开计划。所以，我会把你的联系办法告诉她，也会把她的联系办法留给你。”

那天晚上，我破例留下来和他们夫妻二人一起吃了晚餐，还喝了一点酒。

大概是酒精起作用，马鸣吃饭时放松了不少，话也多起来。他提到一个话本的创作计划，暂定名称叫“行刺九头鸟”，说的是刺客行刺的事。“它和任何一个已经发生过的行刺故事没什么不同，相同的理由，相同的刀剑，甚至相同的刺客情怀。但同时呢，它又不同于任何一个已经发生的刺客故事。因为刺客找到了行刺对象，却没法杀死他，或者说根本无从下手。”他说。我问他故事有没有写好？“还记得前些时候我跟你说起过的吗……”，他正准备告诉我什么，他家的固定电话响了。他进里屋接听，过了两分钟出来对我说，他晚上要见两个人，谈些重要的事，让我早点回家休息。我懂他的意思：我不可以在场。于是，我匆匆离开马家。出门时，天上下起了细密的小雨。我没有伞。几十年过去了，我感觉我的衣服还是湿的。

过了几天，我听人说马鸣有两天没去说堂了。有人说说堂要被强令停业。我知道他们已经出远门了。很可能就是留我吃饭那天晚上离开的。

差不得十天之后的那个周末，我花了两个半小时乘坐长途汽车，去了小琳读博士的大学。万万没想到，等着我的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小琳已经僵硬冰冷的躯体。

头天晚上她的精神分裂症复发，跑进了学校后山的森林，当人们找到她时，她的脸朝下，伏卧在一个有些斜度的碎石地上，随身携带的小包在她后方五六米远的地方，包带断裂，一些物品散落在地。当她的身体被翻转过来，人们发现一根尖锐的小树桩刺穿了她的肺部，血流了一地。警方初步判定，她是黑夜疾走山路被绊倒，身体重重往前摔出，胸腹被树桩刺穿……

她的一位同学告诉我，那天吃晚饭时，马琳神情恍惚，她感觉之前马琳可能听到了什么消息，而那个消息对她一定是十分地重要，以至于让她受到严重刺激，“她好像是受到惊吓……”。

两年之后，马鸣打给我的国际长途印证了马琳那位同学当时的猜测：那天下午，马鸣通过“特殊而保险”的关系人找到马琳，把她的父母长期旅行的事告诉了她。马鸣没有告诉我他在哪里给我打电话，他只引用了杜甫的一句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我请人帮我倒查了他打出电话的位置：太平洋某热带岛屿（庞托？）一个公用电话亭。

那是一张年轻美丽的脸，但已经没有血色。一个陌生人根本无从知晓这张尚未完全脱去稚气的脸下隐藏着多少生活的恐慌和秘密。

想到我曾信誓旦旦接受她的老父亲的托付，我感到悲哀，感到无地自容。我被无力感摧毁。

我该怎样向她的父母交代呢？

四

马鸣话本组稿工作启动两个月后，编委会通知所有参与组稿编辑工作的人员开了个碰头会。大家把搜集到的话本放在一起，共有十一个故事。我记得我至少听过其中的五个。而我不太清楚的是，这些话本是如何变成白纸黑字的。

“是不是有底稿？”我问我的好朋友羊松芝。

“通常都有底稿。否则就只能找几个记性好的进行复述，做记录。”羊松芝说。

“《不抽烟的老烟鬼》就是利用几个人的回忆复述所做的记录，”汪玢如说，“特别是为了尽量还原马老先生的说书风格，我们可是费了不少工夫。”他从一堆纸里抽出《不抽烟的老烟鬼》推到我面前。

我快速浏览了三分之一页内容，文字完全是马鸣的口吻，我由衷感佩他们的敬业精神。

“能收集到这些作品，其实并不容易。”羊松芝不无感叹，“藏有话本或底稿的人都不愿拿出来。”

“那是为何呢？”编委会主任辛素秋问。

“大家知道，明朝时我国戏剧已经很发达，百姓业余文娱生活中一项难得而重要的内容是看戏，说它难得是因为那时的百姓看一场戏比我们小时候看一场露天电影还要难上十倍不止。史载，朱元璋只许戏剧演绎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忠君爱国及欢乐太平方面的，其他方面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杀全家。说老实话，尽管时代不同，今非昔比，但有些惨痛的东西却被长期记忆并渗透在一个族群的性格里，影响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但凡私藏马老先生话本的，多少还是心有余悸。我太理解他们的心情了。”

辛素秋点了点头，用诚恳而慎重的语调说，“我想那些担忧，那些民族记忆里的惨痛的内容应该已经远去，永远不会回来了吧。时代不同，制度不同，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

“是的，否则大家绝不会承认自己藏有话本，更遑论拿出来。”羊松芝说。

接下来的工作是统稿、完善和定稿，由我负责。

编委会主任辛素秋要求我一个月内完成，争取当年国庆节前完成出版发行工作。

就在辛素秋宣布会议结束时，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目前我们总共搜集到十一个故事，这个数字不算少，但我却总觉得欠缺点什么。”我说。“我觉得应该能搜集到十二个故事，这不仅仅因为我对十二这个圆满之数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还因为……”

“因为什么呢？我们找了几乎所有的说堂最忠实的听众，大家能回忆起来的就这十一个故事。”羊松芝打断我的话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已经编好了故事，甚至写好了话本，却还没来得及在说堂讲述就匆匆离去？”我问。

大家一番交头接耳，结论是不可能，没听说过。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刺杀九头鸟》的故事？马鸣老先生是不是写过这个故事的话本？”

大家先是沉默，然后互相交换眼色，最后一起摇头。

“这几天我恍恍惚惚，总觉得在哪里听到过有谁说起马老先生有个尚未开讲的话本，叫《刺杀九头鸟》，如果我不能在你们这里找到佐证，我就只好当做幻觉对待了。但我不甘心，所以希望大家再想想，再用把劲，看看能不能找出九头鸟的尸骸。”

辛素秋倒是很赞同我的想法，他也觉得能凑满十二这个数字就圆满了。但羊松芝表示反对，他说十一这个数字更好，“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不圆满的数字预示着周而复始和无穷无尽，如果换成一千这个圆满之数，故事反倒到了尽头。而作为一本书的寓意也就因为圆满而失去张力。”

大多数人都赞同他的说法，甚至辛素秋也觉得他说的在理。

文联乡土文学创研部老主任危星阁慢条斯理说：“其实，一个圆满的闭环里，也可以做到无限内循环的。”

他的话引起大家一阵欢笑。

“假如我们真的找到一个遗漏的故事呢？我是说，如果《刺杀九头鸟》真的存在，我们是为了无穷无尽而放弃还是为了圆满而收编？”我突然发问。

“如果有的话，毫无疑问是要收编的，这个不需要争论！”辛素秋斩钉截铁地表态。然后他语气一转，变得快活起来，“我们在香江大酒店准备了晚餐，算是对大家辛苦工作的犒劳。”然后他点了点人数，叹口气说，“今天来了八位，加上我自己九位，我想要是马老先生能亲临他的话本编辑出版工作会议，那就是十个人，也算是个圆满之数。”

辛素秋的话让我产生短暂的眩晕，脑子里有种瞬间场景位移的感觉。仿佛我从另一个时空里的相同场景里被猛然拉回。

酒桌上，羊松芝对我说，“我本想说，九才是圆满之数的，但又觉得不妥，就没开口。”

我正在思考如何回答羊松芝，辛素秋端着酒杯走过来跟我说，“别太认真，完成工作而已。相信我，没有几个人真的在意那些故事。”

五

可能是晚上多喝了几口，我又开始进入一种梦游状态。我的梦游状态是这样的：在酒的作用下，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做潜意识里想要去做的事。就是说，这个行动意识此时还是隐秘而不为我知的。

从酒店出来，别过编委会那帮人，我本应该沿着运河路往东走一百米去乘坐19路公交车。但我却鬼使神差地往西走了两百米，然后右拐，走入望京路。在望京路百货公司门口稍作盘桓（其实我不过是停下来点了支烟），定了定神，或者说定了定方位，然后便快速步入隔了两条街的大爸爸巷。

现在是盛夏季节，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热，尽管我几乎是敞胸露怀——短袖衬衣的纽扣差不多全都解开了。我知道此时的皮肤一定是滚烫发红的，可夜色里谁会在意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的形象呢？当然，如果距离够近，别人会闻到令人恶心的浓浓酒气。

事实上我不知道来这里想做什么，也许有某种期待，但不明确。夜色里三三两两的人在这条街上散步，几个顽皮的孩子在踢一只旧足球，那只球显然缺气，既滚不远，也滚不快。但丝毫无损于他们的玩兴。他们一边奔跑着，一边喊叫着，嘴里时不时蹦出几个时下网络流行的詈骂。

我感觉有点晃悠，便找到那张街椅坐下。可能是我的汗毛孔里往外散发酒精气味，蚊子都不来叮我。而前后有两位年轻女子过来坐着玩手机，没两分钟都被蚊子叮走了，尽管她们涂抹了香水，也许是驱蚊水，反正气味怪怪的。

那几个孩子还在踢球，一惊一乍，大呼小叫，兴致一点没减。此时从文具店的灯光里走出一位身材瘦长的男子，他的头发留得有点长，随意耷拉着，一只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他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两声，那显然是某个孩子名字。果然，那帮踢球的孩子中的一个穿白汗衫、黑短裤的，狠狠地踢飞脚下的球，然后慢慢走向那位呼叫他的瘦长男子。

那男子把那只空着的手放在孩子的肩膀上。

“还记得前些时候我跟你说起过的吗？”

“什么哟？我不记得了。”

“再想想吧。”

“你的记性不至于这么糟糕吧？别告诉我你这年龄会得老年痴呆症。”

那男子把手从男孩肩膀上拿开，转身向暗处走。男孩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跟着他，走出我的目力所及。

这帧画面有那么几分钟停驻在我眼前，而且画面中的人物在走动，说话的声音在传递。

“还记得前些时候我跟你说起过的吗？”

“什么哟？我不记得了。”

“再想想吧。”

我努力回忆在马鸣家用餐那晚之前的一个月或是半年，我和他总共有几次私下交谈。我想起了三次，也许有遗漏。毕竟二十年过去了，太多记忆已被抹去。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哪些内容是和他的那个《刺杀九头鸟》话本有关联的呢？

三次谈话，一次谈的是《水浒》，一次谈的是《一千零一夜》，还有一次谈的是他对《唐吉诃德》的看法。他说《唐吉诃德》是本好书，它的幽默十分可贵，但比《水浒》，它不仅显得有些啰嗦，且对情境的描述远不如《水浒》生动。我差不多能肯定，这三次谈话没有涉及其他内容。

那该是一个周末的上午，我们在十竹斋喝茶。记得我带了一小包金陵友人雷隐峰送我的闵老子茶。闵老子茶是雷隐峰自己给茶起的名字。我并不知其来历。马鸣轻啜一口，仔细咂摸，然后说，这茶棱棱有金石气，若能用正宗的惠泉鲜水沦浸，就完美了。

“马老师对茶道也这么在行啊。”有人赞叹道。

“这种茶，今世难得喝到，一定是私人秘制。”马鸣说。

我告诉他，这是我一个南京的朋友给我的，总共就二两，他是个茶痴。

“这就对了。”马鸣开心地笑起来。他的这种笑在我的记忆中也是难得的。

可能是喝到好茶，心情舒畅的缘故，马鸣开始说起一个故事。他说，有个类似复仇类的刺客故事，说的是在某个特殊朝代，苛政如虎，兴讼起狱，党锢之祸连年，人们动辄得咎。有个叫“渼陂”组织的成员因为写了一篇批判讽刺朝廷的文字被他的亲侄儿举报获罪，重刑下狱。十年之后，他得机会逃脱，潜回故乡。“渼陂”组织将他隐藏起来。他们聚在一起开了个秘密会议，组织告诉他，通过调查，他们发现一切恶行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名叫秦庇龙、绰号叫“九头鸟”的人所为。如果不除掉九头鸟，渼陂组织将很快被摧毁，成员也都将获罪甚至被处死。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九头鸟。渼陂组织总共有十人参会。他们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那位刚刚逃回来的人的意见占据了主导：由他完成刺杀九头鸟计划。他告诉组织，十年以来他始终觉得空气中充满威胁，令他不安和害怕。摆脱不安和害怕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制造恐惧不安的人除掉。这个人叫商师仆。

马鸣的话又让我记起关于他的那段“不光彩”的往事：在滨河公园，他被一帮不明身份人的控制，情形十分狼狈，求助的眼神充满不安和恐惧……

“那个组织为什么叫渼陂？好奇怪的名称。”我记得另一个人说。

“说破了就一点不奇怪。他们的组织偷偷隐藏在终南山下渼陂湖畔，因湖而名。”马鸣说。

“就是杜子美写岑参兄弟请他游湖的那个渼陂湖吗？”我问。

马鸣冲我笑了笑。

“行刺成功了吗？”我又问。

“失败了。”马鸣说这几个字时，露出苦笑，仿佛失败的不是那个商师仆而是他自己。

“马老师，我不揣冒昧，我想说，决定这个故事的高低、成败的关键应该在商师仆为什么会行刺失败，否则，这样的行刺故事最好也不过是荆轲刺秦的复制品。我这样说对吗？”我说。

“是这样。商师仆失败了，不是他无能，而是九头鸟秦庇龙根本杀不死。”马鸣的语气更加沮丧。

“我们期待你的这个话本，希望你在说堂第一次开讲时，我们都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我和那个人一起说。

他喝了口茶，咂摸了好一会，像喃喃自语那样继续说，“这只是一个话本故事的框架，还没完成细节填充。我一直认为，框架决定作品品质的高度，细节决定作品的成败。一样都不能低估。”

很显然，这次交谈有三个人参与，另一个人是谁呢？我的脑子里总有个影子，飘忽不定。我可怜的记性。

六

第二天我几乎睡了一整天，两边的太阳穴又跳又痛。毫无疑问，昨晚喝到假酒了。黄昏时吃了四分之一冰镇西瓜，稍稍好过一些。

我拨打了羊松芝的电话，他的情况比我稍微好一些。

“我没你喝的多。”他解释说，“如果和你一样喝，我肯定比你更惨，因为我酒量本不如你。”

“我想问你一件事，”寒暄两句之后，我切入正题。“马鸣离开那一年的四月份的一个上午，在十竹斋茶楼，当时你在场吗？”

“四月份？不，我记不起来了，也可能你记错了。”羊松芝说。

“当时马鸣品评过我带过去的茶叶后，你说了一句，马老师对茶也这么在行啊，这句话难道不是你说的？”

“不，真的不记得有这事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十竹斋？不，没有的事。”

“后来马鸣说到他的一个关于刺客的话本故事的框架，说到那个刺客所属的组织渼陂，你说了一句：那个组织为什么叫渼陂？好奇怪的名称。这难道不是你说的？这可完全是你的提问方式。”我想我有些咄咄逼人。

“什么刺客故事？”

“刺杀九头鸟秦庇龙的故事，别说你都忘了。”

“看来你昨晚的酒还没完全清醒，这，这简直就像在说一个梦……”

“梦？是的，二十年前的一个暮春的上午，几个人聚在一间雅致的茶室，门外春鸠啼鸣，晚樱浓艳，他们喝着私人秘制的闵老子茶，听着老先生叙说他的新奇故事构想，这样的生活片段，难道不是一个梦吗？”

“不，我不听你说梦话了，我们都喝了假酒，我也有中酒状态，也不舒服。”羊松芝挂断了电话。

他这样急乎乎挂断电话，却让我益发相信两件事：刺杀九头鸟的话本故事不是我的幻觉，马鸣提到这个故事框架提纲时，另一个在场人就是羊松芝。可他为何不承认？既否认有刺杀九头鸟这个故事，又否认他曾听马鸣亲口说过。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啊？难道真的还是我记错了？在说梦话？

七

可能是用心太过，我做了一个梦，我确信这是一个梦。我梦见的不是马鸣，而是马鸣的话本故事情节。

我梦见我去了腰刀巷马鸣居住的老宅，奇怪的是老宅只被拆除一半。明月如霜，凉风如水，我踏着瓦砾进入老宅原先的厅堂，然后我找到残缺的楼梯，小心翼翼爬上去，找到书房位置。我静静站立在那里，马鸣的说话声从废墟中传出，“我没有办法，我得自保……不想你掺合进来，懂我的意思吗？”我看见马鸣，他的妻子，还有我，我们一起围坐在餐桌旁，灯光明亮而温暖……我定了定神，一切消失。我惊喜地发现有一个书柜完好地靠在一堵残垣上，门被一把锒铛铜锁锁着。我想我一定是第一个走进这片废墟的人，否则这个书柜不会好端端的锁在这里。我意识到书柜里一定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心里知道是什么，但嘴上却说不出。我像所有身处瓦砾场的寻宝人那样轻易就找来一块砖头，砸开了锁。柜子里除了一个黑色塑料文件夹，什么也没有，我拿出文件夹打开它，里面夹着一沓写满字的纸。我嘴里喃喃自语“就是它了。”却不敢打开去看，就像一打开它就会起变化或是飞走。我撩起衣服，把它掖藏在里面匆匆赶回家中。我关紧门窗，合上窗帘，点亮读书灯。我拿起最上面的那张纸艰难的辨认上面的内容，因为那些文字写得十分潦草，就像是在非常紧张危急的状态下写成：

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也可能是不久以前，这无关紧要。我习惯复述故事而忽略时间。

商师仆刑满释放回到故乡，他所属的组织“山鹰”首先为他设宴接风，然后为他召开了两次会议，专门讨论他今后的工作和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根据组织提供的信息，导致商师仆以及无数无罪之人蒙冤入狱，都是一个叫秦庇龙的人所为，他的绰号叫九头鸟。因为他不但非常强大，且耳目众多。没有人见过秦庇龙，但他又无处不在，你能感到他带来的空气震颤，他的灼热或腥臭的呼吸，他给你带来空前压力，他的服装的颜色，他脸上的汗毛和邪恶的微笑无不令人胆寒。他有时显得若无其事，而突然之间就抓紧你，在你耳边咆哮……可是，你见不到他，不知道他藏在哪儿。商师仆想，既如此，总能打听到他在哪里，除非他根本不存在。于是，商师仆提出他要像像专诸、聂政、豫让、荆轲那样行刺九头鸟，并向组织提出具体计划。有人支持商师仆的行刺计划，也有组织成员反对。

“你凭什么能保证取得成功？”

“九头鸟的耳目遍布天下，塞满每一条街道的角落。你可能还没走出我们的社区，就已经被人盯上。”

“没有人能保证计划一定成功，但我必须试一试，全力以赴。因为我们别无他法。如果成功了，我不但复了仇，还能保全山鹰，保护其他人不受他的戕害。”商师仆说，“如果非要说保证，那么，我把自己当做已经死去的人去做这件事。这就是我的保证。如果我行刺不了他，活着也等于死掉。”

“山鹰”组织的领导者程杵支持商师仆的计划，并推动组织做出支持的决定。商师仆开始着手准备。他去附近伏尔甘的铁匠铺打造了一把合五金之精的精钢宝剑，剑身狭长却又微有弧度。同时组织还为他安排了助手，剑客朱生。朱生曾师从当时最负盛名的剑客支离益。学成后却因为无用武之地而苦恼。后来他加入了“山鹰”，成为组织的护卫和组织成员执行特殊任务时的保镖。

“山鹰”的一举一动都在商师仆的侄子——商蹇——一个身有残疾的人的关注和监视之下。商蹇大概在娘胎里就听说过九头鸟的事，对九头鸟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坚信九头鸟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是最好的。无论谁，只要说了九头鸟的不是，表达对九头鸟不满，就成为他的敌人。他猜到叔父商师仆出狱之后可能会有所动作。他没能参加迎接叔父重回自由的宴会，更被排斥在宴会后在密室里举行的会议之外，这让他愈发痛心和愤恨。他猜到那个秘密会议可能商量了一个甚至数个针对九头鸟的卑鄙计划，却苦于没有证据。那些天，他天天拄着拐在秘密会议地转悠，希望能听到些什么。因为商师仆的同伙们——“山鹰”的那些成员无不知晓他是九头鸟的忠实信徒，处处提防着他。但在一个冬日的黄昏，他用一壶美酒和一只残缺的独耳铜酒樽，从“山鹰”的清洁工——一名知情者口中探得了消息。为了忠诚于九头鸟的不二信念和得到一个羊腿、十斤荞麦、三斤猪板油和兩盅酒的奖赏，商蹇拄着拐，行走三十里地，把商师仆的行动计划报告给九头鸟分设在这一带的秘密机构。为了确保消息的准确无误，他在“山鹰”行动日腊月初八这天的大清早，踏着霜草，装着去向叔父借秤并敲响了商师仆的门。得之商师仆不在家的消息，他确信“山鹰”的刺杀行动已经开始，这才放心而急迫地走上告密之路。事实上，为了应对消息的可能泄露，商师仆和朱生提前七天出发。因此，从第八天开始，九头鸟的人才开始追击商师仆的行踪。但总是慢一步。

直至此时，我的梦都是清晰而有条理的。我醒了一会，感到恍惚，夜色把我淹没在梦里，或是梦把我淹没在夜色里。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凉风提示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此时醒着。

我想捕捉梦里的一些细节，但睡意如山。不久我又沉沉睡去。我记得之后我还在做梦，梦境中时而出现九头鸟——一只立于山顶裸岩上的苍鹰——的形象，时而出现商师仆拔剑的模糊影像，时而出现大爸爸巷夏日午后空旷寂静的情境：一个头戴白布帽的瘦长的男人从空旷寂静中消失。“山鹰”组织的秘密会议场景时常转换成编委会会议场景。十个人？也许九个，人脸模糊。梦中的场景就像正在播映的电影胶片，快速地切换，跳跃，忽闪，不连贯，破碎，最终凝聚成一种恐惧的力量……让我心跳骤然加快，越来越快，直至随着一声类似心脏破裂的声响……我惊醒过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原十竹斋茶馆所在的地方。那里如今变成卖奶茶和老北京布鞋的店面。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何时被砍伐，那一小片一年四季都绿茵茵的草地被混凝土覆盖，中间位置立了一块写有伟人语录的宣传牌。

本以为这个梦会让我对马鸣的《刺杀九头鸟》话本的存在更加坚信，但事实是，这种坚信只在我的脑子里坚持了不到两天。我不再相信马鸣曾告诉我他有个关于刺杀九头鸟的话本构想，那不过是我的幻觉，是我的希望，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希望。我忽然如释重负，全身心投入统稿工作，只希望马鸣的话本能如期出版，不出意外。

八

2018年10月2日，国庆节第二天。上午九点不到，忽接到羊松芝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听到电话那头气喘吁吁的声音，仿佛他刚刚跑过五百米。

“来吧，我正闲着没事，有故人来，不亦乐乎！”我说。

放下电话，我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羊松芝正站在门外，满头大汗。

“不好意思，跟你打电话时，我已经到你楼下。天太热了，和夏天没有区别。”

“你这么急乎乎跑来，倒有些吕中悌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的古风啊。”我语带调侃地说。

“不好意思，确实急了点。”他说。

我让他坐在木制沙发椅上，打开一台摇头电风扇，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马鸣的话本出版多少年了？”没想到羊松芝忽然发此一问。

“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怎么有此一问？要知道，马老的话本已经无人记起，处于自生自灭之境了。”提到马鸣的话本，令我十分沮丧。

“是啊，但我觉得这也是好事。”羊松芝说。

“为什么说是好事？”我问。

“被人遗忘，自生自灭总比强令下架好啊。”羊松芝眼中露出无奈的神情。

我点点头，不得不赞同他的说法。

“今天来是要和我谈马老的说堂话本吗？”

“是的。”

“你明知他的话本已无人问津，已成有害之物，却偏偏这个时候来了谈兴。”我不无讥讽。因为我想到了当年追问他刺杀九头鸟话本的事时，被他无礼挂断电话的情景。

“你看看这是什么。”他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夹包里拿出几张纸。

我认得是马鸣的笔迹。

“这就是马老《刺杀九头鸟》的话本大纲。”羊松芝露出难以描述的神情。

“怎么回事？”我难以相信眼前看到的，“你不是一直否认……”

“那时我不敢承认。”羊松芝露出苦笑。“因为我把它弄丢了。”他说。

“这又是哪里找到的？”

“那一年我儿子羊欣回深圳，顺便把他的书都带过去。没想到话本提纲夹在他的书中被带走。由于生意上的失败，羊欣买房的计划落空，他的那些装在纸箱里的书就一直放在促狭的出租屋里，从没打开过。今年上半年终于住进新房，纸箱里的书被整理上了书架。羊欣在他的那本许介鱗著《英国史纲》里发现了它。他意识到这是我的东西，于是趁过节把它带了回来。”

“那么，马老的话本提纲又是如何到了你的手上？”我不解地问。

“也是阴差阳错所致。”羊松芝摇摇头说，“和羊欣无意中带走它一样，我也是无意中从马老那里带走了这本提纲。那天我去马老家，他交给我一个纸箱，里面是他的几十本藏书，他说他的屋子太潮湿，让我带回去替他保管起来。提纲就夹在那些书里。而当时，我对他的即将离开浑然无知。”

“果然是阴差阳错，否则我们出版的说堂话本集就是圆满的十二个故事了。”我感叹说。

“这都是我的错。”羊松芝说

“不，这是天意。”我说。

“是吧！我看了话本提纲，确实只是个框架，缺乏细节。如果我们当时把它收入集子出版，也只能保留原样，没法帮他完善细节。”羊松芝说。

“能留下来给我看看吗？”羊松芝临走时，我问他。

“当然，你想留多久就留多久，因为我想让你保管它，这样更好。”他拍拍我的肩膀，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九

我拿着《刺杀九头鸟》话本提纲走进书房，随手把门关上。我走到窗前，朝楼下张望，然后关闭窗户，合上窗帘。我点亮读书灯，打开空调。当我做完这一切，忽然想起最后一次和马鸣坐在他家二楼书房的情境。我意识到不知何时，我也有了马鸣当初的不安、警惕和恐惧。

也许是灯光的缘故，话本提纲的纸页、墨迹给了我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我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我想象马鸣独坐书房，在稿纸上写写画画、涂涂改改的情形。他端起妻子罗珊为他沏的茉莉花茶，轻啜一口，然后他就保持着这个姿势：杯沿和嘴唇若即若离，而他却陷入沉思。忽然，他像想起什么，猛地放下茶杯，快速起身走到书房门后，把耳朵贴在门上……

令我惊讶的是，话本提纲的开头几乎和我梦里所见一样，只有少数地方做了修改：既不同于我梦中所见，也不同于那次在十竹斋听到的。

比方说，提纲上，商师仆所属的组织不叫“山鹰”，“渼陂”二字圈掉，改成“舆人”；商蹇是商师仆的从弟而不是他的侄子；商师仆从“服刑地逃脱”被圈掉，改成刑满释放回到故乡。

话本提纲标注（二）的部分，是这样一段文字：

商师仆和朱生日夜兼程赶赴九鼎京师，他们总是前脚离开，九头鸟的人后脚赶到。鹰犬们总是慢一拍。

他们沿途到处打听九头鸟的行踪，却一无所获。一日，他们来到一个叫望都的小城客栈，一位游侠模样的人十分有把握地说，他知道九头鸟的行踪，并指点他们到一个离望都三十里地的兴昌去找九头鸟。他们连夜到了兴昌，在一处赌坊见到了九头鸟。他是一个高大的巨人，他的脸看上去过于空旷，而赌坊的屋子则显得过于拥挤。

“你不是我要找的秦庇龙。”商师仆说。

“你确信？”九头鸟问。

“你是二十年前京郊最有名的使大枪、贩私盐的九头鸟。我们的江湖和人生从无交集，你不会花钱花功夫把我送进监狱，因为你不傻。”

“我一个钟点前就已知道你要来杀我，你看，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秘密。”他的语调里带着幽燕一带江湖中人惯有的傲慢和藐视。“当我看到你时，就确信你找错了人，因为我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九头鸟，你一定是找他算账的。”

“人世间自从有了情报，就有错误和虚假情报。我倒是希望你能赐教一二，助我找到我想见到的那一位。”商师仆说。

“我什么忙也帮不了，因为我和你一样，对那位和我同名的大人物，只知其名，从没谋面。某个时期，我想找到他的心情可能比你现在还要迫切。”九头鸟说。

次日，商师仆和朱生在铜驼巷找到第二个九头鸟。但他仍不是他们要找的。这个绰号九头鸟的人又向商师仆提供了六个符合他要找的“九头鸟”特征者的基本信息。他们分别居住在大都的大铜锣广场，无定法口，小清真坊，小弥陀寺巷，斜桥街，九章外街。

全都不是他们要找的九头鸟。他们要找的是九头鸟秦庇龙。

商师仆的刺杀行动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而追缉他们的鹰犬却越来越近。他们当然不担心被这波人抓去或是杀死，因为单凭朱生手中那柄剑，就没有人能伤得了商师仆。他们担心的是刺杀消息的扩散和刺杀行动的旷日持久。因为所有的行刺都是秘密，如果被公开，那就是挑战而非行刺了。

有几次，他们刚刚结完驿站的账目，那波人就闯了进来。形势紧迫，商师仆有些焦虑。有一日，他们在京城南关大街看到一群人正在抓捕一个人，那个人不过喝醉酒，在一座像古堡一样的别墅墙上写了一行字。他们推算这帮抓人的家伙应该是九头鸟的人，于是偷偷尾随，在一家酒店控制了其中一个头目。经过盘问，他承认是九头鸟的人，但他从没见过他。他的上司和上司的上司都没见过。“九头鸟有一张茫无涯际的大网，我不过是网上最小的一个目。因为九头鸟高高在上，无所不在。这就是我们必须服从他为他卖命的原因。”那位小头目说。

“既如此，你们这张网上的纲目相互间就没有矛盾？”商师仆问。

“当然有，但我们有一致的利益。利益面前矛盾不算什么。”那人说。

“按你刚才说的，九头鸟就是至尊宝？”商师仆问。

“可以这么说，但你不可以说至尊宝就是九头鸟。这就是区别。”那人说。“至于秦庇龙，其实他仍只是一个外号，并不确指某个人。”

“既然九头鸟就是至尊宝，那就够了。”商师仆说。

在提纲标题（二）下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千辛万苦，无限接近九头鸟，但商师仆却变得犹豫起来。他告诉朱生，尽管那个小头目说九头鸟就是至尊宝天字一号，但他又说至尊宝不是九头鸟，这听起来十分矛盾。商师仆无法确认到底谁才是他这次行动的目标。但他不死心，他要夜闯天网中心，一探究竟。那个晚上，他们偷偷潜入九重内宫，凭借朱生无敌于天下的剑术，他们制服了必经路径上的侍卫。令他们惊奇的是，他们居然在六寝之所，见到了六个一模一样的至尊宝。个头不大，肥胖，山羊须，眼袋像两只鸡肫。一个至尊宝在和他的爱妃鲁雉寻欢，一个在和外戚李彀密商如何削弱相国长孙无邪的权势，一个在和太监王欢下棋，一个在阅读《过秦论》，一个在处理各地秘密奏折，一个在和宫女玩蹴鞠。朱生要动手，却被商师仆制止。他告诉朱生，在这座比阿房宫还要大数倍的宫殿里，可能有数以百千计的至尊宝。既如此，刺杀他们也就毫无意义。于是他们返回客栈。

“那么多的至尊宝，谁会是真的？”朱生问。

“只有一个真的。”商师仆说。

“当然只能有一个真的。”

“但他们同时也都是真的。问题是，他们谁都不是九头鸟。”

商师仆的话令朱生不解。

那天夜里商师仆在客栈做了一个梦，真正的九头鸟在梦里出现，他可能是一个巨人，因为要想看到他的脸必须仰视，而且看见的是一张比例失调变形的脸。那个巨人告诉他，他无法被杀死，甚至他自己都杀死不了自己，却又是唯一能杀死自己的。商师仆不信，用他的长剑猛刺巨人，并纵身飞腾空中，挥剑砍掉巨人的一颗颗头颅。但那些头颅永远也砍不完，因为刚被砍掉就长出新的。污血喷溅，腥臭难当。当他精疲力尽，瘫坐地上时，终于知道九头鸟真的不能被杀死。他意识到九头鸟不能被杀死不是因为他没有缺点，而是因为他到处都是缺点。无穷无尽的缺点汇集成一种邪恶的保护力量，任何正义之剑，都不能将他斩首。

第二天，他打算带着朱生到城里看看风景，然后打道回府。他们走了很多地方，走累了，就在九鼎广场一座建筑物的基座上坐下休息。当他们离开九鼎广场，不经意回头时，才发现他们刚才居然是坐在九头鸟塑像的基座上休息。那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九张脸和十八只眼睛尽管被云气和日光掩映，无法清晰地分辨，但可以想象，它们正全方位无死角不间断地监视着天下众生。它的爪尖都有一座楼那么大。底座镀金铭牌上说明这是按想象中的九头鸟缩小塑成。铭文的每一个分句标点符号都大如车轮。商师仆看完铭文，双眼有种被胀裂撑破的感觉。贱民和乞丐藉塑像以躲雨遮阳，躺在他的脚趾上睡觉。此时，商师仆更加意识到他杀不了九头鸟，不光是九头鸟本身不可战胜，还因为他受贱民和乞丐拥戴。为了完成复仇计划，他象征性地在青铜塑像上猛刺一剑。尴尬的是，他的精钢宝剑断成两截。锋利的剑尖断在了塑像里面，他想拔出来却弄伤了手。

他们悻悻然回到故乡。商师仆把行动过程向“舆人”做了汇报。朱生向组织请辞并和商师仆告别。他说，“我学成剑术时，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你虽学剑已成，然无所用其巧。我不相信，我觉得天下汹汹，正是我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直至被组织吸收，令我随商师仆执行行刺任务。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出行前那个晚上，我拿出宝剑，在月光下反复擦拭，直到它寒气逼人，像一泓秋水那样颤动，我才把它收入剑匣。但现在，我已确信我这辈子不会再有机会用它了。”说完，把剑一折两段，随手往空中一抛，两道寒光没入天际。他扬长而去，莫知所终。

商师仆回到家中，把精钢断剑拿到伏尔甘的铁匠铺子回炉，重铸成一把漂亮的锄头。从此他成为一个亦耕亦读的隐居者。

他的从弟商蹇发现从兄回到家中，又急忙把消息卖给九头鸟的人。九头鸟的人派人前来搜查了商师仆的居所，没有找到商蹇描述的凶器，也没有找到其他管制兵器。因无证据，不能治其罪。相反，他们认为商蹇为了私利故意出卖假情报，遂投以乱石将他打死。

多少年以后，商师仆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尊高耸入云的青铜塑像崩塌于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原因是它的内部结构腐蚀朽坏了。他想他的剑尖——那嵌入塑像的精铁——也像一枚吞入腹中的毒药那样起到了作用。第二天他把“舆人”的负责人程杵叫到家里，向他叙说他的梦。他在说他的梦时，目光炯炯。当他说完，喝了一口桌子上的冷茶，眼光迅速黯淡下来。程杵意识到商师仆将不久于人世，他在给自己一个慰藉，以便从容死去。

过了两天，程杵又去看他。他的门虚掩着，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没有人。难道他像猫一样去了无人知晓的死亡之所？程杵经过农具间时，看到农具也摆放得整整齐齐，唯独少了那把锄头。他想起商师仆曾跟他说过：这把锄头至少能换一百两金子。

在他离世二十年后，那座塑像果然崩塌在一个雷暴之夜。原因是九头鸟也死在那一天（这句话中的“二十年”曾被涂改成二百年，又涂改成若干年，最后又改回二十年。）。

话本提纲到此结束。下面很潦草写有一句问话：

朱生去了哪里，他真的莫知所终？

然后他又回答：朱生可能去了扶桑东瀛。他在那里教授武士剑术，并对刀剑器形进行改制。他根据商师仆的弧形宝剑，锻造出形制狭长而微带弧度的武士刀。显然，这样的刀并不比商师仆的剑更具杀伤力，因为它失去了挑、刺功能。朱生为什么要去除剑尖，削弱兵器的杀伤力？他是不是为了纪念商师仆的断剑？为了表明或者记住或者兼而有之：剑尖不在掌握，它在九头鸟铜铸的身体里？

看完话本提纲，我想，作为一篇小说，这样的文字已经足够了。但若作为要在说堂讲述的故事话本，它确实只是一个提纲，一个框架，尚须填充一定量的稀奇古怪的吸引人却并无深文大义的情节。

我又阅读了一遍提纲的最后那段。马鸣几度涂改九头鸟死亡的预期之年令我好奇。20年，200年，还有若干年，看到每一个数字，都会让我想到不同的数字背后可能深藏了各自的意义。同时我也在猜测，马鸣最终选择二十年到底出于什么考虑呢？他是想让我们觉到这个数字更可信、可靠，更亲切？

我忍不住拨通了羊松芝的电话，想听听他的看法。

羊松芝把话本提纲送给我之前，一定看过无数遍，他可能通篇都能倒背下来。我想，毫无疑问，话本提纲中的每一句话，他也都经过无数遍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