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 总是在危机到来时被想起【2】

凯恩斯 总是在危机到来时被想起【1】

事实上，以“凯恩斯革命”为指导思想的“罗斯福新政”已在悄然上马。

在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为凯恩斯的经济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美国当时国内投资锐减了90%，全国有1300万人失业，占到成年人口的1/4。如果除去农场工人，实际失业率高达37%。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有4/5的人没了工作。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说，“因为负担日益沉重，为失业者提供住处和食物的链条处处崩坏，”“避免暴力甚或革命（至少有人是这么想的）成了一件大事。”

在弗兰克福特的建议下，罗斯福于1934年正式邀请凯恩斯访问美国。5月，凯恩斯先到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然后会见了大量新政支持者、商业领袖和总统智囊团成员，以便更多地从内部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

5月28日，周一下午5点15分，凯恩斯大步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和坐在那里的罗斯福握手。两人谈了大概一小时，凯恩斯重点解释了卡恩的“乘数理论”。罗斯福后来对弗兰克福特说，“我跟凯恩斯狠狠聊了一阵子，我非常喜欢他。”但承认对方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数字，让他摸不着头脑，“他肯定是个数学家，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家。”

虽然未必完全听懂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但罗斯福抓住了核心问题——他欢迎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反自由放任观点”的吹鼓手。这让华盛顿那些一心救世的年轻经济学家心领神会。

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数目庞大的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

到“二战”前夕，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和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划。

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还在25%的高位，次年就降至17%，到1935年为14.3%。到1936年，美国的全国生产已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但凯恩斯本人对“新政”成绩单抱着审慎的态度。他对仰慕者反复强调，只有在周期底部或是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出资缓解失业问题才能算是恰当的；一旦经济恢复，继续往系统里注入资金就不算恰当了。

到1937年春，美国国内的生产、利润和工资都恢复到1929年前的水平。罗斯福认为经济回归到了正轨。联邦政府着手削减开支、紧缩信贷、提高税收，此前创办的帮助就业机构开始放缓。但不久，新一轮的衰退开始了，持续了整个1938年。

大选在即，罗斯福总统回到凯恩斯主义的方案——继续为新一轮创造就业岗位提供资金。在1938年4月14日的“炉边谈话”里，总统如此解释：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能保护美国，不出现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极端主义。

此时，国际局势已十分紧张。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大规模重振军备计划。一年内，德国就摆脱了“一战”以来的高失业困扰，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争威胁下，英法等欧洲民主国家忧心忡忡，也开始扩军。

凯恩斯于是写信给罗斯福，认为之所以出现了“罗斯福衰退”，是“因为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敦促他坚持到底。

德国发生的一切，迫使罗斯福按照凯恩斯的建议，继续推行大手笔开支。为了防备战火，他下令开展一轮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1940年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为22亿美元，次年激增至137亿美元。

1939年9月3日“二战”全面爆发这一天，华尔街股市回到了1929年股市崩盘前的高水平。

▲1944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凯恩斯在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发言 图/视觉中国

1940年，德国对英国发动闪电战，对伦敦大空袭。伦敦经济学院师生从伦敦迁至剑桥的彼得学院。

尽管两人在学术上是“死对头”，凯恩斯对哈耶克展示了善意和热情。他坚持为哈耶克在国王学院附近找房子。这段共同度过的时光，让两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的家人也是。哈耶克后来回忆，他俩有好多共同兴趣，尤其是在历史方面，“除经济学之外。基本上，我们见面不谈经济学。”

两人时不时在国王学院碰头，一起履行教员职责。夜晚，他们一起值班，手持铁锹和扫帚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巡逻，警惕地观察夜空，提防德国的轰炸机飞来。

这是一幅滑稽且颇有象征意义的画面：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尽管在经济学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其实同在一个战壕、捍卫着共同的东西——自由、民主、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和制度。在他们头顶，有共同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政治极端主义。两人唯一的区别在于，各自认为正确的捍卫方式不同。

就在这一时期，哈耶克完成了他最有社会影响力、最被广泛阅读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他要说明一个事情——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的人，无论多用心良苦，都等于踏上一条有可能通往暴政的道路。他担心：“二战”获胜时，胜利的盟军可能会得出结论，战时的经济管理能够加速实现一个更繁荣、更公正的战后社会。他警告说，这样的政策是通往极权主义的先决条件。

他也肯定了凯恩斯宏伟计划背后的动机——长期大面积的社会失业所带来的危险。他承认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时代最严重、最迫切的问题。”但是，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反对政府干预。

1944年6月，凯恩斯代表英国前往美国主持即将召开的国际货币机制谈判，在船上读了哈耶克送给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他随后在美国写信给哈耶克，“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我不光同意，而且深为感动。”

然后，他提醒哈耶克，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并非他所说的大政府带来的便利，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大规模失业。然后他以美国为例指出，如果美国在和平时期，失业率回到1930年代，就有可能会出现政治极端主义，再次把世界拉进战争之中。

哈耶克关心的，是政府干预与暴政之间的联系。而凯恩斯却相信，极权主义的倾向根植于个人的道德选择。

▲1940年，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凯恩斯在研究工作中 图/视觉中国

1946年凯恩斯去世后，哈耶克在给其遗孀寄去悼念信的同时，告诉妻子海拉一句让他后来极为懊悔的话：他现在“恐怕是在世经济学家里最有名的人了”。10天后，他发现凯恩斯成为了圣人，而他却逐渐被人冷落遗忘。

“二战”结束后，满目疮痍的欧洲、亚洲的日本成为实践凯恩斯对和平、繁荣构想的最好实验室。

美国人认为要牢记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给出的历史教训：他们没有用贫困来惩罚战败国，反而提供大量援助，把西德、日本、意大利带回了自由市场。1946年，凯恩斯主义最积极的传道士、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担任国务院顾问，为被占领国的经济政策提供建议。

在美国本土，凯恩斯主义也开始了新征程。一系列有关保障就业的新权利法案通过。1946年，杜鲁门总统签署通过了一个经妥协修改的 《就业法》，提出联邦政府有责任“推动实现就业最大化”。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管理经济的责任，将行政权力扩大到现有宪法职责之外的领域，对货币和贸易加以控制。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成为政府的官方工具。

此后30年，立法和行政机构争相把这种权力推向极致，通过税收和类似措施操控经济，以期实现最大化的繁荣，在大选中获得赢面。

战后的1950到1960年代，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20年。普通民众无需过多工作，就拥有了电视机、汽车等大件，还有充足的休闲时间飞机旅行，中产阶级大量涌现，到处都是新的社区。自信、乐观和英雄主义浸润着这两代人的个性和气质。这是凯恩斯主义带来的经济奇迹和由此孕育的文化奇迹。

197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迎来了“滞胀”年代。1973年前后，阿拉伯世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报复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把原油价格提高了4倍。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物价高涨，经济增长随之急刹车，一种新经济现象出现了——经济低增长甚至停滞，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水门事件后，福特接任尼克松的总统之位。在他任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达到了大萧条时代的最高点。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走进了死胡同——按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上升。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评论说，“滞胀宣告天真的凯恩斯主义结束了。”

当西方资本世界普遍面临滞胀难题，在晦暗中度过数十年的哈耶克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197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在颁奖礼上，他抨击了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危险性，称其是“庸医”，“在根本上是虚假的。”两年后，弗里德曼也获得了这一荣誉，他在获奖感言中称赞哈耶克是自己的思想导师。

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年追随凯恩斯主义，参与过“罗斯福新政”，后来转向，是推广哈耶克思想最得力的人。其实，他的经济思想有别于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其“货币主义理论”直接师承凯恩斯。但他认同哈耶克的政治理念，而且两人都认为：通货膨胀比失业带来的痛苦更大。

1979年，在英国，保守党党魁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1980年11月，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赢得美国大选。两位强硬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上台。

撒切尔夫人在牛津求学时就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保守党党魁后，她向“二战”后的政治共识宣战。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成为唐宁街10号的座上宾。

她着手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削减税收，把企业从政府法规下解放出来，偿还国家债务，变卖国有资产。随着街上的失业率和犯罪率日益攀升，内阁成员们不安起来，认为这是她政策失误的证据。但“铁娘子”坚决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老路，还竭力向下议院的议员们推销哈耶克的书籍和思想。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尝试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解决通胀问题的经济体。

“铁娘子”的执政作为，鼓励了大西洋彼岸的里根。入住白宫后，他也聘请弗里德曼做他新经济政策的智囊，并推出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包括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对行业的管控，大规模减税，其中个人收入最高税率从1981年的70%降到1988年的28%，企业税从28%降到20%。

最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被释放。从1983到1986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飙升至4.8%，这也促进了就业，到1989年1月里根离任时，失业率仅为5.3%。

但这不是全部故事——里根政府一边削减福利计划，一边却因大搞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导致国防开支激增，国防预算从他上台前的2670亿美元飙升至1988年的3930亿美元。等他结束两个总统任期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

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所谓的“里根经济学”，不过是变戏法、是噱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指出：1982到1990年的美国经济繁荣，是靠里根政府增加支出、降低税收这些措施实现的，“明显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是财政预算赤字扩张性增长的经典案例。”加尔布雷斯也嘲讽说，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是“不由自主的的匿名凯恩斯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给出的警告越来越受到欢迎，自由市场理念占了上风。次年，92岁的哈耶克无憾地在德国弗赖堡去世。

从1978到2008年，日渐全球化的自由市场整体欣欣向荣。“冷战”结束后，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周期性的恶龙已经被打垮，宏观经济学已经成功，预防萧条的核心任务真正被解决。经济学家艾伦·S·布德林说，“到1980年前后，你在美国很难找到40岁以下的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会自称是凯恩斯主义了。”

但实际上，掌管国民经济大权的财长和美联储主席们普遍认同——应当采取混合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观点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发展经济，扼杀通货膨胀。

2000年，曾有人问凯恩斯主义的铁杆信徒约翰·加尔布雷斯：凯恩斯时代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回答说，“不，只要再来一场经济衰退——这很有可能。”

2008年 ，一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这场危机宣告：十多年来允许市场基本不受管制、自动创造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实验失败了。

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凶猛金融危机”，小布什总统立刻求助于凯恩斯。

2月，小布什要求国会以所得税退税的形式，投入168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财政部从银行业购买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政府和国家全力出手干预经济，希望以此挽救金融和银行业。在美国，政府是直接给银行钱。在英国，政府则通过股票交换救助银行。

“30年来，凯恩斯的声誉日渐凋零。”凯恩斯的一位传记作者不无挖苦地说，“可在差不多30天里，这位已故经济学家就被重新发掘出土、恢复名誉了。”

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总债务高达6130亿美元。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推行鼓励银行恢复放贷的一揽子行动。10月，财长亨利·保尔森获得了国会授权的7000亿美元，拯救其他濒临破产的金融公司，以防止雷曼兄弟破产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12月16日，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

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央行都采取了类似美国的行动。2008年11月，G20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各国领导达成一项共同政策，承诺削减利率、允许公共开支超过税收，以应对迎面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

2008年10月23日，《时代》杂志刊出专栏文章，题为《凯恩斯归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是为埋葬凯恩斯主义出力最多的一位经济学家。此时他也承认，“我猜，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信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里，由小布什提出、后来奥巴马继续推动的紧急应对方案，是彻底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但是，两位总统的刺激经济方案未能迅速减少失业人数。许多美国人为政府借贷的庞大规模感到震惊，批评公共项目“浪费钱”的说法又流传起来。

2020年起，一场持续三年的大流行病给了复苏的全球经济又一次重击。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挽救经济、失业救济和经济刺激举措。

在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了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内容包括救助计划、工作计划和家庭计划。其中，“美国工作计划”涵盖了1.2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加上3.5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意图重建全美基础设施，刺激制造业回流，创造数以百万的新工作。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危机急速加剧，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

历史似乎再一次证明：“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语）

（参考文献：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尼古拉斯·维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美国国务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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