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为艺唯童真

        汤溪黄堂，是一代艺术大师丰子恺的祖籍地，我们怀着一颗崇敬的心，走进了黄堂前宅村全德堂左侧新建的丰子恺纪念亭，在闲谈中问及他们的丰姓，不料就被路过的几位丰姓老人幽了一默：嘿嘿，我们姓丰人，就是好，顺着写是丰，倒着写也是丰，横着写便是除夕夜丰年了。我一愣，幸好我是本地人，知道除夕夜要做丰盛的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一家子人坐在一起我们叫“丰年”，“丰”横着写就是“卅”，即“三十”。

        难怪丰子恺能成为一代幽默的艺术大师，因为他的血统里流淌着有一种叫幽默的血液，而这种血液滋养了这样一位艺术大师——

        因童真而独特：二十世纪的陶渊明

        与陶渊明不满于官场一样，他也不满虚伪、倾轧、贪婪、凡庸的成人社会，而仰慕率真、热情、好奇、纯洁的儿童世界，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享受着恬淡、闲适、超脱和自由的乐趣。所以，这位二十世纪的陶渊明，丰子恺的童真是伴随着儿女们的成长而滋生的。丰子恺共有七个子女，他爱自己的儿女，曾写过一首《仿陶渊明〈责子〉诗》，诗曰：“阿宝年十一，懒惰故无匹。阿先已二五，终日低头立。软软年九岁，犹坐满娘膝。华瞻垂七龄，但觅巧克力。元草已四岁，尿屎还撒出。不如小一宁，乡下去作客。”在笔力戏谑中，把儿女们的特点用漫画式的手法表现出来，显现了一名父亲慈祥、爱怜的神情。丰子恺的这种独特，缘于他的童真，他无心功名，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样，他也唯好闲居，最大的乐趣便是同孩子们呆在一起。不论是离乱岁月还是动荡时期，丰子恺始终念念于心的便是同家人呆在一起。有一次，女儿丰一吟带着外甥、外甥女、芳芳和萍萍一同出去春游。回到日月楼后，孩子们兴奋得叽叽喳喳讲个不停，惹得丰子恺从楼上的工作室下来看热闹，听孩子们七嘴八舌的描述。此时，丰一吟开始教唱《送别》，不料唱到一半被丰子恺制止了，他对女儿说：“小孩子哪懂什么知交半零落啊，我给他们另外写一个！”一时兴起的丰子恺沉思片刻后，张口就哼唱起新版《送别》来：“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在他那童真的召引下，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却吟唱起这首充满童趣的歌词，让孩子们一听就完全懂了。为父可以天真如此，也算得上独特了。

        陶渊明和丰子恺，一个是要躲过官场现实，一个是要避开成人社会，而且他们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桃花源”。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的老家，是浙江汤溪，地在金华相近，离石门湾约三四百里，明末清初，我们这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三百余年以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源流。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东京遇见汤溪丰惠恩族兄，相与考查族谱，方才确知我们的老家是汤溪。据说汤溪有丰姓数百家，自成一村，皆业农。惠恩是其特例。我初闻此消息，即想象这汤溪丰村是桃花源一样的去处，其中定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而窃怪惠恩逃出仙源，又轻轻为外人道，将引诱渔人去问津了。我一向没有机会去问津，到了石门湾不可复留的时候，心中便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但终于不敢遂行，因为我只认得惠恩，并未到过老家。

        陶渊明的“桃花源”是乌托邦式的，但丰子恺的“桃花源”则是对祖籍地的向往与眷恋。所以，丰子恺憧憬和向往那种“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 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大同社会。这样他就痴迷于向我们描写缘缘堂的生活：春天的燕子呢喃，夏天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秋夜秋虫的合奏，冬天暖暖的太阳，这四季怡人的景色再加上孩子的嬉戏与笑闹，共同构成了缘缘堂的生活。丰子恺这种“洞天福地”生活无异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理想。所以，他的独特就在于，他已走在人生的成人行列，却依然童心未泯，似乎最好还是乳臭未干！

        因童真而慈悲：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

        “人之初，性本善”，慈悲为怀的丰子恺，也是缘于他的童真。挪威学者何莫邪曾这样评价过丰子恺，说他是“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菩萨心肠的丰子恺，他的慈悲并不仅限于“有情”世界，仁心所及，乃至于“无情”之物。他在散文《大账簿》曾这样描述过：

        偶然折取一根树枝，当手杖用了一会，后来抛弃在田间的时候，总要对它回顾好几次，心中自问自答：“我不知几时得再见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究竟如何？我永远不得再见它了！它的后事永远不可知了！”

        吃饭的时候，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在我的衣襟上。我顾视这颗饭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来：不知哪一天哪一个农夫在哪一处田里种下一批稻，就中有一株稻穗上结着煮成这颗饭粒的谷。这粒谷又不知经过了谁的刈、谁的磨、谁的舂、谁的粜，而到了我们的家里，现在煮成饭粒，而落在我的衣襟上。

        于万事万物之中，能够泽被草木，惠及谷粒，丰子恺之心可谓慈悲矣！在这本大账簿上,里面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生命来自何方,生命归结何处,生命的本原是什么。”丰子恺用自己的童真去面对茫茫宇宙世间万物,以“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来思索其真谛。而食素、护生、童心充盈，这无疑是丰子恺菩萨心肠的表露，所以，他在《护生画集》中提出了“护心”说。他认为：“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诫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而是自己的心。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再换言之，护生是‘事’，护心是‘理’。”如果这样，“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

      不失童心，故能心生慈悲。以慈悲为怀，方可缔造一个“共乐其生活”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丰子恺他的人生践行！

        因童真而深刻：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日本汉学家川吉幸次郎在他翻译的《缘缘堂随笔》序言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率真，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骨。”

        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一文中也说道：“我对于子恺的人品说这么多的话，因为要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它有至性深情的流露。”

        率真至性是童真的表现，而丰子恺率真至性才会有对艺术深刻的体悟。他的一篇散文《杨柳》。其中有这么一段很是耐人寻味：

　　 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越高，越垂越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

　　此段名为写杨柳，实际上是寄予了丰子恺心中的一个情结。那就是“恋根”情结。推而广之，就是恋家，恋乡。他对故乡石门湾是魂牵梦萦，对祖籍地汤溪黄堂也是念念不忘。所以，他的女儿丰一吟在1996年11月带着父亲的不了心愿专程赶到汤溪黄堂丰氏“全德堂”来寻根归宗，并于2008年11月，又来祖籍地参加丰子恺先生诞辰110周年活动。

        这就是丰子恺，守着赤子童心行走一生，在“杨柳”的描述中，让乡关之恋的这个深刻主题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感喟和沉思。

        同样，在散文《吃瓜子》一文中，写吃瓜子的片段至今读来依然是令人感到妙趣横生，回味不已：

        女人们、小姐们的咬瓜子，态度尤加来得美妙；她们用兰花似的 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 “的，的”两响，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同 时头也帮着了微微地一侧，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 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这吃法不但“的，的”的声 音清脆可听，那手和头的转侧的姿势窈窕得很，有些儿妩媚动人。连丢去的 瓜子壳也模样姣好，有如朵朵兰花。由此看来，咬瓜子是中国少爷们的专长， 而尤其是中国小姐、太太们的拿手戏。

      尽管丰子恺始终以孩子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以孩子一样的敏感去发现生活中的写作素材。但他却能抓住了中国人爱吃瓜子这件小事，在貌似闲谈、实则寓意隽永的议论中，显出了作者对“有闲阶级”的讥讽和对旧中国前途的担心，写得那么幽默洒脱，轻松灵动，读来使人忍俊不禁，从而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

        在漫画艺术天地里，在一笔一画之间也往往被他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丰子恺有一幅《母亲，他为什么肯做叫花子？》的画，儿童指着路上的叫花子，率真地问母亲。以儿童的敏感好奇对母亲的麻木茫然，以童心对世心。另一幅《救命》描写儿童不忍鸡被宰杀，从拿刀的大人手里夺鸡，以儿童的善良对大人的冷酷。还有一幅《某种教育》的漫画，它的创作颇有讽刺意味，寓意某种教育是用同一个模子去教育学生，没有因材施教。此画对当今社会也同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试想，我们的教育是否更多的是在复制、复制、再复制……？

        其实，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丰子恺因为有了真实的艺术，才称得上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而真实的艺术来自于他那率真气骨和至性深情的童真。所以，越是童真越是真实，越是真实也就越是深刻。

        因童真而悲喜：一个教育的守望者

        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在回忆父亲对自己教育的影响时，她认为，父亲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一生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中都饱含对孩子和对学生真善美的教育。

        所以，呵护童真， 丰子恺是 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的，认为这就是“拔苗助长”的愚蠢。孩子首先应该就是孩子， 这在他的散文《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多有表现：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刬袜立在地上，得意地“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龌龊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罢！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 “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罢！

        这在丰子恺看来，阿宝给凳子穿鞋，瞻瞻用小刀裁书，这是孩子最为珍贵的童真流露，值得欣喜。因为丰子恺是这样认为的，“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欢喜什么？是童真；悲哀什么？是童真的失却！并由此而速成了一幅《阿宝两只脚 凳子四只脚》的漫画，后来成为丰子恺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呼唤童真，丰子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尤其是1949年解放以后一连串的不正常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于是在只能歌功颂德的岁月里，如果你读到丰子恺的这些漫画，如果以为这是他在违心搞创作，那其实你理解错了。因为在他看似歌颂中却极尽了贬斥之能事。当然，此时的他已近乎悲哀了。

        在《小小儿童有志气》的漫画里，一男一女两个少先队员挑一桶半人多高的粪去积肥，背都压弯了，还满脸笑容；漫画《缝衣理发不求人》，画面上的一女少先队员在缝纫机前做衣服，忙得头发蓬乱也来不及梳理；漫画《小小儿童见识高》，一男一女少先队员正满面春风在种树。这就是像大人的孩子，是“疯子”“残废者”，丰子恺几乎为之痛心疾首，他呐喊：“疯子的儿童，残废者的儿童，长大起来，一定不会变健全的大人，一定不能为人类造福。”创作于1960年的一幅漫画《功课温得好》，描写一群孩子在美好的大自然里一点也不贪玩，虽有柳树、青草、燕子、蝴蝶，孩子却视而不见，都围着石桌抓紧学习。并且上题一首诗：“庭前生春草，杨柳挂长条，新鲜空气里，功课温得好。”看吧，新中国的孩子完全不是以前淘气闯祸、不肯用功、捉弄老师的孩子了。而这一切，在丰子恺认为是，“服从、忍耐、不闹祸，终日埋头用功，在大人或者可以做到，但这决不是儿童的常态。儿童而能循规蹈矩，终日埋头读书，真是为父母者的家门不幸了。我每见这种残废的儿童，必感到浓烈的悲哀。”

        从早年的呵护童真，到后期的呼唤童真，这是丰子恺一生对孩子教育的守望。守住童真，这就是丰子恺的教育观，并由此让孩子去发展个性，完善人格，这就是丰子恺的教育要义。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多少能守住童真，以至泯灭个性，扭曲人格？丰子恺是有远见的，守住童真，教育才能回归本真，孩子才能学做真人，获求真学。我想，学校之名被冠之以丰子恺的，如黄堂小学挂牌为丰子恺小学，还有汤溪的丰子恺学校，理应去践行丰子恺的这些教育思想，如此方为实至名归。

      行文至此，我在惊叹，无怪乎丰子恺法名要叫“婴行”的。因为我想，所谓婴行，恐怕就是大师怀有一颗婴儿般的童真之心而行走于世吧。惟其如此，所以，无论为人为艺，大师都不失一颗童真之心。

      但这颗童真之心，据说一生难得行一次讨巧之举，这便是自己姓丰。因为丰姓少见，他很容易遭逢多怪。有次曾偶遇一钱商，钱商询他尊姓，他答咸丰的丰，钱商茫然；他又说五谷丰登的丰，钱商亦茫然；他只好拉过钱商手心写下三横一长竖，钱商恍然：原来是汇丰银行的丰。丰先生也大悟：汇丰比咸丰时髦，比五谷通用。从此，再有人问，他一律改说汇丰了。

　这就是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