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矛盾：“落魄襄阳客”的启示——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

  孟浩然的矛盾：“落魄襄阳客”的启示——  一丘常欲卧 三径苦无资

          秦中寄远上人

            唐·孟浩然

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

      这首诗写于凉风习习的秋天，可是诗中并没有收获的气息，更没有收获的喜悦。有的只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清凄，还有壮志难酬的无奈。充满诗意的蝉鸣在诗人眼里是悲切的，是令人心悸的。这是季节的秋天，更是诗人人生的秋天。这个秋天是荒凉的，是寒酸的。孟浩然的诗歌成就与人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但同时我们又为他终身不仕、困苦一生的遭遇感到惋惜。明代诗人李濂以“落魄襄阳客”称谓孟浩然。它促使今天的我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才华横溢的孟浩然为何会穷困一生？ “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道出了第一个矛盾：有心想过隐居的生活，但是苦于没有隐居的资本。隐居，总不能不吃不喝，没有稻粮，如何避世？丘，也就是山，古代隐居之人常常远离尘世避居深山旷野，所以用“一丘”表示隐居。《汉书·叙传》中说：“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 南北朝时庾信《寻周处士弘让诗》说：“试逐赤松游，披林对一丘”，其“一丘”意与此同。“三径”，用的是西汉末年兖州刺史蒋诩的典故。蒋诩辞官归隐，在院子里开辟了三条小路，平时不愿意外出，只与求仲、羊仲两位同时代的隐士交往。后来，就用“三径”代表隐居之所。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说：“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孟浩然也多次在诗中用“三径”之语。《田园作》中说：“卜邻近三径，植树盈千树”。《寻陈逸人故居》中说：“人事一朝尽，荒芜三径休”。  北上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孟浩然家在襄阳，京城长安在其北面，诗人用“北上”代表到京城求取功名。“东林”，是指东林寺，在庐山东面。“我师”，也就是诗题中提到的“远上人”，名叫慧远。晋时刺史桓伊为高僧慧远在庐山东面建有一座寺院，名为东林寺。孟浩然视慧远为师。显然，因为想望“一丘”而怀念东林寺僧的生活，而因为“无资”，才不得不“北上”。换言之，隐居才是他的本意，而求取功名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无奈之举。“黄金燃桂尽”，进一步道出了穷困潦倒的窘迫境况。《战国策·楚策》中说：“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是说在楚国国都生活不易，吃的比玉还贵，烧的柴比珍贵的桂树还贵。孟浩然滞留在京师长安，物价绝不比战国时楚国的国都低。白居易也曾经历过“长安米贵”的尴尬。一个“尽”字道尽了孟浩然客居京城、衣食无保的窘境。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磨难，自己的壮志也在不断地消蚀、衰减。

      正是日暮途远，一事无成。“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至此，诗人把季节之悲与人生之叹合二为一，融合得天衣无缝，让人倍感酸楚和凄凉。

      孟浩然是山水田园诗的开拓者，他的很多山水田园诗脍炙人口。比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他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怎么会穷困一生呢？

仔细分析，我们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在盛唐之时，孟浩然没有与时代同频共振，早年做出了“隐居”的错误决定，是对时局的一个严重误判。“以隐求仕”的选择是他人生的重大失误。正是这一失误，导致他步入“以隐求仕”（失遇）——求取功名（失利）——归田园居（失意）——三径无资（失乐）的宿命。

      孟浩然向往隐居的生活，实际上他在四十岁进京赶考之前特别是前三十年，确实过着隐居的生活。他在《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中说：自己“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在后来科举失利后，在游历的过程中，也多次表示隐居之意。《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君学梅福隐，余随伯鸾迈”，以东汉梁鸿自况。梁鸿与妻子孟光举案齐眉，隐居在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业余则弹琴、咏诗自娱。《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余是乘桴客，君为失路人。”自称“乘桴客”。《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过的是“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山歌》）的生活。

      然而，隐居并不是他真实的目的。他是有志青年，“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洗然弟竹亭》）他有出世入仕的强烈愿望：“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田园作》）他希望能够有人发现他这位藏于深山之中的隐士高人，然而，“不遇钟期听，谁知鸾凤声？”（《赠道士参寥》）“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没有知音，没有伯乐，没有人援引。“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田园作》）“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自洛之越》）虽然，没有取得功名，还没有做官，但是，这三十年的苦学，让孟浩然完成了他深厚的文学积淀。从而，也奠定了他山水田园诗的文学史地位。正因为如此，他以无功名的“白衣”之身，得以与王维、张九龄等高官相交，甚至他的诗名连皇上都知晓。而与他交往的县令以下的下级官吏、文人墨客亦不乏其人。

      但是，在那个功名至上的时代，靠文名终究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以隐求仕之路行不通，生活也陷入了困顿，致使“三径苦无资”，孟浩然决定进京赶考。此时，他依然期待有人能够荐举。为此，他专门献诗当时的丞相张九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得气象万千，不失为绝妙好诗。可是后四句陡然而转，期待援引之情，已经近于迫切了。

      这首诗之后，孟浩然似乎没有得到张九龄的推荐。“不遇钟期听，谁知鸾凤声？”（《赠道士参寥》）“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田园作》）这几句诗似乎可以为证。但是，能够得到张九龄、王维等当权派“雅称道之”（《新唐书·文艺下》），不能不说孟浩然有着很多寒门学子可望不可及的机遇。

      有人可能怀疑，学富五车的孟浩然何以科举折羽？这个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名额有限，每年参加考试的有二三千人，可是，真正录取的只有几十人，是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就算在宋代录取的进士每年都有几千人的情况下，大才子梅尧臣依然屡战屡败。可见，科举考试成功与否有必然，亦有偶然。其次，“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 王维《送孟六归襄阳》] “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 王维《登裴迪秀才小台作》]，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假设，长期远离尘世，避世苦读的孟浩然，与唐科举制度脱节，致使他科举失利呢？

        然而，最终让孟浩然与科举分道扬镳的还是皇帝。有一次，王维把落第的孟浩然请到自己工作的翰林院。突然，唐玄宗皇帝驾到，孟浩然避之不及，只好躲藏起来。张九龄不敢隐瞒如实相告。唐玄宗不但不怪罪，反而高兴地对张九龄说：“朕早就听说过这个人，只是尚未见面，快让他出来吧。”皇上已闻其名，孟浩然名声之大可见一斑。这次与皇上的意外相见，本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可是，却让孟浩然搞砸了。原来，唐玄宗想当面试试孟浩然的才学，便让他赋诗一首。孟浩然也没多想，直抒胸臆，在诗中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样的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是你自己不求上进，不想做官，朕何尝抛弃过你？你凭什么这么污蔑我！”天子一怒，孟浩然这回真的只能回去当隐士了。孟浩然的话确是肺腑之言，但是却不懂得“政治”，任性用错了地方，比他更任性的皇上自然不能容他。而他的“故人”会不会也因为这句话而生气呢，想想大概也在所难免——是啊，皇上不曾抛弃你，故人又何曾疏远了你！

      从这一点上看，也能看出孟浩然作为一介书生耿介与天真的一面。事实上，像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在此后的宋代，一代才子柳永不也是因为一句词得罪了皇上，得了一个“奉旨填词柳三变”的雅号吗？

        从京城回来，孟浩然真地过上了隐居、游历的生活，从此一生未仕。身处盛世，一代才子，终身未仕，困苦一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他的好朋友，诗人王维一句话道出了孟浩然“悲剧”的根源：“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 王维《送綦毋潜落地还乡》]，这首诗虽然是鼓励落第举人綦毋潜的，但用在孟浩然身上，也十分贴切。王维、孟浩然所处的时代是“盛唐”，也就是王维所说的“圣代”。圣代是不会让人才遗落的，就算落第，依然有机会从头再来，终究会有出人头地、为国所用的一天。换言之，是不会给人当隐士的机会的。王维的话虽然对时代有溢美的意味，但他说的也是实情。可是孟浩然偏偏身在盛世，却要做隐士，这样不碰壁才怪呢。

        而历史对孟浩然也做出了评价。《新唐书》并没有把孟浩然列入《隐逸》之列，而以《文艺》载之，说明欧阳修这位历史学家也不肯定孟浩然的隐居之举，但对他的文名还是充分认可的。

      虽然一生未仕，但孟浩然终以诗名为后世所敬仰。李白、杜甫、罗隐等大诗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给出了高度评价。穷困的孟夫子，此生亦足以立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