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看（西厢记）的历史变迁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每逢各种情人节时，总能在各个街头或者商场里见到。但它的出处，大家就未必知道。它出自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fǔ）笔下的《西厢记》，又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这个故事虽然脍炙人口，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一开始并非大团圆结局，甚至有真实的历史原型人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那么崔莺莺的故事，是如何演变成现在的《西厢记》，七百多年来在舞台和民间来回流传，成为元杂剧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这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审美心理和社会风貌？

一从《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

崔莺莺，最早来自是唐代的诗人元稹写的一部小说《莺莺传》。提起元稹，可谓诗名赫赫。他的名句：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和“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等等，都是流传已久的佳句。

这部《莺莺传》是唐代诗人元稹根据自己年轻时候的亲身经历进行创作的，但里面的张生却是对崔莺莺始乱终弃，考中了状元，也辜负了崔莺莺。两人后来各自嫁娶。一年多后，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之名相见，遭莺莺拒绝。数日后张生离去，莺莺回诗以示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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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渣男张生的原型，正是元稹自己。而莺莺据传是元稹的表妹崔双文，也有说只是一个歌姬。

《莺莺传》是唐人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故事广泛流传，北宋以来，士大夫“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自它开始，陆续出现了《李娃传》《霍小玉传》，使唐人传奇中这类题材创作达到了顶峰。

而这么一个广受欢迎的故事，到了金代，被董解(jiè)元选中，进行改编，变成《西厢记诸宫调》。出于对崔莺莺的同情和喜欢，他对元稹的作品进行了彻底颠覆，加入了“月下唱和”，“拷问红娘”，“长亭送别”等一波三折的情节。张生没有辜负崔莺莺的深情。在考中状元后，张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回来迎娶崔莺莺。

董解元笔下的《西厢记》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发生变化有直接关系。历史上，金朝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北方地区长期处于女真人的统治之下，女真在北方游牧狩猎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与中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婚姻关系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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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婚姻问题,北方游牧民族并没有像中原那样严格的礼教思想，男女青年享有一定的婚姻自由。在金代历史上，统治者就曾多次鼓励女真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通婚。金章宗时就有两次下令允许通婚，公元 1191 年，朝廷颁布：“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到了公元 1206 年，朝廷又颁布：“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

虽说其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但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女真人对待婚姻的自由思想观念。民族杂居通婚再加上朝廷的鼓励，金代的各民族通婚现象非常普遍。

与中原汉族相比，金代女真人的贞节观念比较淡泊。在与北方汉族通婚以及交往中，女真人的婚姻思想观念对中原的婚姻观念产生影响是必然的，而这种影响正是崔莺莺个性解放,并敢于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生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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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作品中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也体现了出来，莺莺自身的矛盾斗争、张生表现出来的懦弱，以及最终团圆时对家长及封建权势的依赖等等。董解元笔下的《西厢记》不可能做到彻底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它能在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下,使青年男女觉醒,去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这已经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了。而董解元笔下的崔莺莺也从一个决绝的弃妇，变成了爱憎分明、坚贞不渝的贵族少女。在叛将围寺企图掳掠她和被许郑恒后。她宁愿以死维护名节。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追求爱情，是戏曲经典的“以死明志”的淑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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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来，王实甫在这个基础上，增添枝叶，让二人的感情更加浓烈和深入人心，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王实甫处理《西厢记》这个爱情故事，把重点放在描绘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上，把他们的心理活动描绘得细致而又充分。

在他笔下张生是一个温文尔雅、执着志诚、略带傻气的书呆子形象，是一个热情、执着地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他是极具生气和活力的喜剧形象。他不再只执迷于功名，而是追求爱情、忠于爱情，甚至为了爱情不惜献出生命。

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王叔晖《西厢记图册》欣赏_莺莺

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画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攀垣[yuán]一跳，一把楼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

莺莺用诗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不至于不会解诗。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两人恋情无望之际，突然收到了莺莺诗简邀约的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

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外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

所以，他的形象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并影响着后世的许多创作。以后爱情故事中的书生形象，常常沿袭杂剧《西厢记》中张生的性格特点。

而莺莺见张生以后，王实甫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看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盖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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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狡黠聪慧，有时又扭捏尴尬，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秦，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

红娘是剧中最为活跃的角色，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为成功的婢女形象。红娘作为一个地位卑贱的婢女，原本只是一个被老夫人派去监视崔莺莺的工具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周旋在老夫人和幽会的情人之间，甚至可以说是游走在崔莺莺和张生之间，在两者感情止步不前碰到障碍之时，是红娘的连线与传达，戳破了张生和崔莺莺之间那面无形的墙纸，促成了两人之间的心意相通。

她批评张生是“银样镴（là）枪头”，居然揣摸不透莺莺的心事。她批评莺莺的言不由衷，明明思念张生，却不敢流露。对老夫人，她勇敢机智地反击，为崔、张两人辩护，使老夫人理亏，不得不答应了两人婚事。用老夫人最为看中的封建礼教、纲常伦理和家族利益来反击老夫人：“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

最后的矛盾冲突结果就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婢女和男女主人公一起扳倒了封建礼教的大家长代表，所有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红娘取得了远较崔莺莺更高的重要地位。红娘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把热心促成他人婚事的人称为红娘，即是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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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厢记》中，作者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进步理想。元明以来,它一直是最受群众欢迎流传最广的剧本。明清以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戏剧也很少没有受到它的影响的。明代汤显祖《牡丹亭》和《紫钗记》，明显继承了它的思想倾向。《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极口称赞它的“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这实际表现了曹雪芹本人对这个作品的真实感受。

就连俄国人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也评价:《西厢记》是在全欧洲也难找到的完美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