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艘忒修斯之船是否是原来那艘？(上）

最近在读许倬云先生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从史前时代开始，到中国世界的形成，再到我者与他者的大混合时期，到唐宋元明清一代一代、一篇一篇，娓娓道来。

读到《近代的变化》，许老提出了一个疑问：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

这让我想到了忒修斯之船，更换了无数零件之后，还是原来的那艘吗？

回到书籍本身，讨论的主题即为内外与主客。

中国世界的形成

从史前时代到秦朝大一统，“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短短四句诗，是中国在构建自己的世界，“中国”这两个词从此有了实质的意义，也有了“统一”的理念，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筑全国驿道的道路网络。秦始皇一代君臣，综合战国许多政治改革的经验，建构了行政网络与交通网络，二者配套，奠定了“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寄托的政治共同体。嗣后两千年，“中国”屡乱而不散，实因秦代打下的基础。

我者与他者的大混合

从秦之后到南北朝，是忒修斯之船开始频繁受到外界与内部的冲击，开始更新零件，但也是因为这些更新，这艘船的空间更大了，可包容的事物更多，所遇风雨更猛，可以对抗的浪潮也更猛烈了。

在文化宗教方面，汉代有了董仲舒综合儒、道、阴阳、五行诸家，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这是我者的发展，碰上的是佛者这个他者的传入，“中国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不得不在与佛教融合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佛教。”佛教成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佛教，也刺激了原本的本土民间信仰的发展。

族群方面，因为战争与迁徙，吸收了更多的种族，从此开始了我者与他者混合，转化、倒易时有发生。

许老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妙的比喻：“一锅汤底，加入许多汤料，炖上一段时间，水火既济，这一锅汤已不是汤底与汤料相加的总和，而是完全不同的别样一物。”如此说来，此时

的中国已不是秦朝时的中国，但是否仍是中国呢？

从隋唐的天朝上国到列国体制下的宋

经过南北朝时代的大混合，隋唐的中国，其内涵的成分及外延的界限，与汉代的中国已有极大的差别。唐代的他者，以境外而言，已推向边远的内亚与东方的海洋及沿海地区，如遥远的波斯、回教帝国大食、日本、印度、尼泊尔等。

唐代的他者还有内部一说。唐太宗统一中国，以实力压倒突厥，突厥首领奉太宗为“天可汗”——草原诸侯共主之称，这也象征着此时的君主兼有大单于与中国皇帝双元体制的最高领袖身份。各族拥戴一个强大部落的首领为诸部联盟的盟主，也是亚洲背部草原上常有之事，突厥奉太宗为天可汗，亦可说认中国为当时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南北对峙的敌人。联盟内的各部落间需和平共处，其共主有协调与主宰各国的权力，但不能化各国为己有。此形式下的内部他者，包含近边外族、来华贸易的外商、成群投奔的外族。

自北朝到唐末，应外来他者的影响，国民的生活已有了巨大的改变。汉代的峨冠博带的服装，变成了束腰的衣冠；席地而坐变成了坐椅凭桌，马车之外，骑乘更为常事；多了葡萄酒与面制食品；梵文的拼音观念引发了中国用反切代替字母注音。在宗教信仰上，佛教之外，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也传入国内。此外，在数学、医药、历算等方面，婆罗门法亦融入了原来的学问之中。

到了宋代，中国已与过去的汉唐格局完全不同。残唐与五代十国，中国分裂，宋代建国，中国本部方有比较安定的政权，在原来汉唐的中华帝国版图上，宋代只统治了其核心部分，原本的国内，出现了与之抗衡的国家：辽（及之后取而代之的金）、西夏、吐蕃、大理、安南。此时的中国，不再以天下共主自处，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霸主、天可汗，只求独立自主。

在行政系统中出现了新的他者：儒生在行政系统中失去了发挥功能的机会，下沉到地方政权，与大族网络结合，将社会基层力量与意识形态结合两面为一体，形成了一股新兴的力量。这一结构虽不足以治国平天下，于把持乡里则绰绰有余。南宋将亡之时，国家无力调动全国力量抵御蒙古大军，但处处乡兵为保家乡，以卵击石，抵御强敌。

在思想文化方面，唐代佛教鼎盛，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正在进行，会昌法难，佛教损失成千上万的寺庙与数十万僧侣，许多宗派从此断绝，经典仍在却无承载其发展与论证工作的宗派人物。儒家建构道学，消融了释道两家。北宋儒家诸派，互相激荡，终于由朱子集大成，凝聚为体大思精的理学系统，这一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诚然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同时也使之结晶化，活力下降。处于列国体制中的宋代，四邻的文化与经济情况不足以启迪国内，靖康南渡，南方已是人文荟萃，精华之区，加上缅怀旧日光荣之情结，宋代文化遂走向内敛。

在外交上，一改唐朝的国际社会盟主身份，转而给予辽、金、西夏“岁币”，每年的”岁币”支出比年年征战的军费要少，且减少了战士牺牲，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其一。其二对于鞭长莫及的大理，放任其发展，据说宋太祖曾以案头玉斧在地图上划一界线，不管大渡河以西的事务。这一传说真假难辨，但宋代对西南的确持放任政策，对双方皆有利。其三远交近攻，杜绝商路被垄断。其四国际贸易发达，当时的南北各国已编织为一个东亚经济圈，利用互相通商的机会，利用海陆两途与亚洲内陆、南亚、欧洲的经济体相接。南宋偏安，却因有了海上贸易，财富累积竟胜国家全盛之时。在此过程中，国内也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