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808】他们成熟又没有太成熟，社会化又没有完全社会化

【1】@押沙龙

【2】Kevin在纽约

「她会被引渡回美国审判吗？对中国籍醉驾司机叶婷的司法分析」中国籍司机醉驾保时捷911飞车90英里导致男友当场死亡事件大家可能听说了，据美国ABC新闻台报道（图一、图二），美华盛顿州 Bellevue 警局决定对26岁中国女子叶婷（Ting Ye）发起国际通缉令，据信叶婷已由他人帮助途径温哥华回国。叶婷在限速35英里的Ramp上飞车开到90+英里以上，导致副驾27岁男友刘亚宝（Yabao Liu）当场死亡，消防人员撬开车门营救二人时候，有人闻到叶婷身上一股浓浓酒气。

叶婷现在已不断地删除小红书、Instagram、Linkedin、Facebook等各种社交媒体账号，截止目前，有网友表示该女生的小红书的帖子已经被清空。

有人问到引渡叶婷回美审判的法律问题，其实从司法实践上，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有可以将叶婷绳之以法的方案，且中美之间也没有引渡协议。

该怎么操作？肇事司机叶婷和死者刘亚宝虽在美国苹果公司和TikTok工作，但都还是中国国籍，根据国际司法惯例，犯罪行为发生地和俩人所属国籍地都可拥有司法管辖权。

换句话说，叶婷虽然从美国逃跑了，但死者家属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是会员国）请求美方警察提供证据后，在中国对叶婷走刑事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还可以对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经济赔偿。

只是这样做可能便宜了叶婷，因为根据美国华盛顿州法律，在西雅图醉驾导致他人死亡属二级重罪，目前叶婷被华盛顿警方指控的罪名就是“驾车杀人罪”（vehicular homicide），如被定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在中国像叶婷这种交通肇事罪，只要她没有现场逃逸，最高刑罚不超过7年？关于中国法律适用部分如我的表述有误（存在这种可能性），请法律专业人士指正，谢谢 。#k律说美国法律#

【3】2015万圣节，北京街头扮演青蛇白蛇的两名男子

【4】祝佳音

徐庆全先生是原《炎黄春秋》总编辑，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我最近看到了他在知乎上的专栏。专栏内文章剂量极足。转发一篇徐先生的文章：《加里森敢死队》停播幕后

徐先生的知乎地址：网页链接

《加里森敢死队》停播幕后

《加里森敢死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第二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第一部是《大西洋底的来人》。现在我们统称为“美剧”。

中央电视台引进《加》剧（共26集），耗资39000美元（合当时的人民币 58800多元）。在当年，这是一笔巨款了。

该剧剧情是：二战后期，美国中尉加里森从监狱里找来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敢死队，以立功免刑为目的，走向战场。敢死队深入欧洲各国，与德军作战：营救战友，轰炸雷达站，绑架德军元帅，偷取秘密情报，盗取德军物资，摧毁敌人计划，打击黑帮团伙。他们是在押的囚犯，时常抱怨任务艰巨，偶尔也小偷小摸，甚至关键时刻撒手离去，但一个个都是烈火金刚大义凛然的英雄。

《大》剧是科幻连续剧。那时，我们全国都在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但21集安然播出，剧中的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蛤蟆镜，也成为那个时代时尚青年拉风的装束。而且，因为这部剧是直接购买香港译制的版权，也多少普及了“港普”——香港普通话。

不过，“港普”毕竟听着别扭，所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接手译制《加》剧时，精益求精，童自荣、毕克、乔榛等配音大腕齐集其中。《加》剧播放时，很多人，如我，也被他们的声音以及很“洋腔”的语言所吸引。

1980年10月11日是个周六，晚8点，《加》剧在央视开播，每周一集，每集50分钟，至1981年1月17日15集播完后，屏幕上突然出现黑底白字的公告：本剧播放完毕。

其实，《加》剧26集已公开预告，第16集的剧情梗概也已在报刊上有介绍。观众知道，央视遽然停播，肯定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这原因是什么？是当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社会效果”的考量。关于“社会效果”问题，我在《播、停播，再播、再停播：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成了一道难题》、《电影<少林寺>VS<姿三四郎>：“中国故事”取代“日本故事”》两文中已有所交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就不重复了。

《加》剧播出后，既往的政治思维依然在延续，意识形态中的“社会效果”就被一些人放大考量。当年的一份内刊《文艺情况》，就记载了对《加》剧“社会效果的”质疑。

北京一〇七〇信箱小鸣来信说：

“人所共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妄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希特勒行将崩溃时，于1944年6月6日才同英国部队一起在法国北部沿海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线。不到一年的时间，于1945年5月，希特勒德国主要是在被占领国家军队和人民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是，美国索罗影片公司拍摄的《加里森敢死队》却用完全虚构的情节，以26集冗长的篇幅，来描述一批美国在押刑事犯人如何‘英勇善战'。我们的电视台竟不厌其烦地每周播放，不仅不加评论，反而在1980年第120期的《广播电视节目报》上把这部歪曲历史真相的电视片说成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支活跃在德意法西斯后方的美国特遣队的斗争事迹’，这对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人会造成何种影响呢？况且这个电视剧既无科学知识，也无艺术价值，充满着粗野蛮斗的动作，这又能使人们从中得到什么呢？”

质疑，先从污名化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表明立场，再到否定《加》剧，振振有词。这路数是一以贯之的，我们至今也不陌生。

河北承德市一市民来信说：“现在播放的《加里森敢死队》对于我们新中国青年有什么作用呢？一些青年人看完就模仿着去打架斗殴。这个节目在当前有一定的坏影响。”

另一份内刊《青少年犯罪研究通讯》，则直接罗列了“坏影响”的事例，《美国电视系列片<加里森敢死队>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一文说：

在《加》剧放映的同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北京城区和郊区如朝阳区、燕山区、大兴县、昌平县等地，“一帮一伙的‘加里森敢死队’，魔鬼般地出现在深夜里。他们手持刀、枪、 棍棒，肆无忌惮地到处抢劫、盗窃、殴斗，搞得乌烟瘴气，闹得人心惶惶”。他们“大都是中、小学生，其中最大的十六、七岁，最小的才十二岁”。燕山区的“敢死队”对“‘加里森敢死队’崇拜得五体投地，特别佩服电视里着意渲染的撬锁偷窃，飞刀武打。他们学着干，持械斗殴. 拦路抢劫”，20天内，作案多达22次。大兴县的“敢死队”“盗窃百货商店五次，盗窃果品店四次”。朝阳区的“敢死队”大干7天，“由朝阳区活动到石景山，抢劫八次，盗窃三次，撬自行车三辆，还把一人打成重伤，后来又流窜到天津作案”。该文还说，“据了解，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类似的案件”。

一部剧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当年“精神文明”建设的氛围中，就引起了关注“社会效果”人士的重视，也就惊动了中央。

总书记胡耀邦第一次看到关于《加》剧的反映时，批示说：“电视台同志有什么看法？”

央视能有什么看法？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文艺作品是好是坏的分界线，依然是1942年定下来的“歌颂”与“暴露”。按照这一法则，电视片不是为了娱乐，而是要传播革命理想，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但是，此时高昂的“四个现代化”旋律，则有了向国外开放的现代化诉求。而在海外，电视片张扬的是人性和娱乐。这相互矛盾的不同诉求，导致电视片彳亍前行，往往左右都不讨好。

1981年2月12日，中央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连庆说：“我们的广播、电视文艺播出，一方面受到人们的关心和重视，一方面也经常挨骂，挨批评。有同志说我们是在挨骂中前进。”是那一时期历史境遇的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央电视台来回答胡耀邦之问，他们能如何回答？

其实，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已经给出答案了。他在全国广播会议上批评《大》剧“里边没有什么科学”，对《加》剧则直接否定：“这东西到底有多大意思呢？讲艺术性、思想性究竟有多少？看了对人民有多大好处？”

于此，央视只能选择遵从“社会效果”而停播了。

但是，央视播出挨骂，停播也继续挨骂。李连庆在前引讲话中说：

《加里森敢死队》这部电视连续剧，内容是不太好，领导同志和一部分观众向我们提出批评意见，要停止播出。但是，也有不少观众对此片很感兴趣，每集必看。特别是在我们宣布停止播出以后，反映非常强烈，一天接到六七百个电话，两三天之内接到四五千封来信，向我们提出强烈的、愤怒的抗议。有的挖苦我们说，加里森敢死队没有死在希特勒的手里，倒死在你们的手里了。

内刊《文艺情况》说：1月17日停播后，至1月底，观众来信约有2500多封，电话 300多个，对停播表示不满，认为“电视台的这种作法颇有点专横武断”，并摘发了一部分观众来信。

武汉观众车琦说：个别年轻人玩刀、偷窃，这不能怪“加里森”。玩刀动武、杀人越货古已有之。十年动乱中，没有“加里森”，那时的流氓、盗贼，搞得人心惶惶。倘若把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归咎于“加里森”，真又是一冤案了。

天津一电视观众说：我认为青年犯罪率高，只能解释为十年动乱，教育荒废，从而造成一代人的文盲、昏昏庸庸。粉碎“四人帮”前，什么电影文艺也没有时，青年犯罪也大有人在。

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几名观众呼吁：立即“释放”加里森敢死队全体成员，使他们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完成其光荣使命。

观众的呼吁，在“社会效果”面前不堪一击。而且，即使已经停播，有关部门还在上报《加》剧的恶劣的“社会效果”。譬如，公安部一份电话摘报中就谈到这一点。

2月5日，胡耀邦看到后批示说：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下。说青少年中的坏事从宣传中的失误来的，这种看法当然不对，但宣传中一不小心，对一些青少年确会产生不良影响。一定要估计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因为我们的教育工作跟不上，他们缺乏鉴别和理解能力，这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体会不深。还有我们的一些同志只注意少数青年对文化生 活内容和形式的兴趣，忽视了更广大青少年的要求，这是一种片面性。每天的电视节目，我主张你们轮流亲自审查。如果节目来源少，我主张宁愿放新闻加科技简讯，也决不放那些不妥的东西。”

胡虽然知道“青少年坏事”与一部电视剧关系不大，但为了平息一些人对“社会效果”的紧张情绪，也只好如此批示了。对此，李连庆的理解很到位。他说：胡的批示，“无非是要我们不要再放映那些社会效果不好的东西。对现在的听众、观众以及他们的欣赏水平要有一个正确的分析，不能为一部分思想落后的人左右。”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加》剧还是被这一部分人“左右”着。在1983年底召开的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广播电视中的“精神污染”的例子，又把《加》剧拿出来展示一下，罪名是“情节离奇，吹捧流氓暴徒”。如此，剩下的11集也只好封存了。

十年之后的1992年，“青阳逼岁除”，影视作品的“社会效果”在“主旋律”中依然高涨，但普通民众的娱乐化和大众化要求也被充分尊重。央视想起来未播完的《加》剧，剩下的11集才又与观众见面。

（本文写作过程中，鲁利玲大姐在资料上给予极大帮助，谨此致谢。）

【5】有史以来，一个国家由于政府不断加强干预而得到好处而同时又能避免官僚主义所分泌出来的毒素，这种事从来就不曾有过。——阿兰·佩雷菲特

【6】什么是“无赖假定原则”，“无赖假定原则”是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来的。休谟首先假定，人性是恶的，因而每一个进入权力机构的人都可能是坏人（即“无赖”）。明乎于此，在进行权力机构的体制设计时，就必须紧紧盯着人性的弱点，确保从制度上对“无赖”进行严格的防范。休谟还认为 ，人的天性中 ，野心占的比值很大 ，欲望是非常难以满足的 ，假定一个人在最底层生活 ，那么他追求的就是自己所处层面的最顶峰 ，而如果达到顶峰 ，就会去追求更高层面的满足 ，并且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相应机制对自身的制约。

然而，休谟自己也承认，说每个人都会成为无赖当然不对，但在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做这样的假定，按“最差情景”行事，不可心存侥幸。这有点像机场的安全检查，乘飞机者不可能都携带凶器，但检查人员却必须假定每个人都可能是劫机犯，无一遗漏地严格检查，才能保证飞行安全。“无赖假定原则”有利于很好地防范公共权力的失范。

休谟认为，“许多政论家已将下述主张定为一条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 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页）休谟的这种“无赖”假定，不是究诘人性的真相，而是从规范的意义上为宪政给定一个出发点，它体现了人类的睿智与策略，即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即每个人都是无赖，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

与休谟的观点异曲同工的是，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页）

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

【7】@_30赫兹_

明末中国人的形象，出现在荷兰油画中
这幅《巴达维亚菜市场》布面油画上，一个明朝装束的中国人，束发戴网巾。
正在向顾客推销包在栳叶里的槟郎，他指甲很长没有修剪，手心数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的银币，一副很邋遢又很精明的摊贩样貌，你们有没有发现，前排的女士在假装向摊贩问价吸引他注意力，她的同伴在后排偷偷地摘挂着的蕉，对面一个女人抽着烟目睹全过程，但是一言不发，不知是不是同伙。

图一 画家 被初步判断为 Andries Beeckman

创作年代为 1640 - c. 1664年间，
尺幅 h 106cm × w 175.5cm
因为他曾经创作多幅类似题材作品
图二是佳士得拍卖行2019年以20万美金拍出的一幅。

尺幅是 59 5/8 x 86 in. (151.4 x 218.5 cm.)
水果摊位上东南亚特产水果一应俱全，椰子、龙眼、菠萝、榴莲、山竹、柚子、菠萝蜜、杨桃、红毛丹，还有成串的槟郎果。一只鹦鹉竖立在画面左上角，增加了异国风情的元素。明末清初大量的中国东南沿海移民前往东南亚经商，由于南明政权的存在，很多人当时还保留着明朝装束特点。

【8】@抵拢倒拐N次方

【9】江山--戴老板

瓦罐要尽量离锅沿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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