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宋代字画

因为苏东坡是中国南派画之始祖之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方面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是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将其看作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得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

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疾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法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画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

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而人必须寻求。举例说，树枝的折线与不平直的线条，因为只有弯曲与转折线才能暗示生命与运动;只要笔的压下、微顿、疾行、偶尔的飞白泼溅，能细心并有意保存于纸上，则不难看出此种不平直的线条的生命力和运动感。在中国书法和绘画里，当力戒平直线条，除非另有必要，比如描画桌子的边缘，不得不直，这是基本的原则。结构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从此以后要重视力量充沛的线条笔画，这便说明中国绘画技巧和其他形式的绘画之间的差异。

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且其变化丰富无限。灵提这种狗身体平滑，天生是为了快速奔驰的，自有一种美;而爱尔兰小型猎犬多毛而粗短的线条，则另有一种美。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攫取猛扑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谐调。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拙笨动作。所以可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而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节奏，才磨炼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也非中国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不为功。有的笔画坚定而圆满，暗示狮子蹄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画暗示马腿的强壮有力、骨节嶙峋。有的点画要暗示清爽整洁，字也有方正的肩膊腰肢和支架，像端正的女人，正如中国艺术批评家所说如“美人头上戴鲜花”。有的模仿枯藤的美姿，藤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复点缀以一些嫩芽小叶以求平衡对称。千万不可忘的是，那条枯干的垂藤的平衡，是自然而完美的，因为其末端弯曲的形状与角度，全以此长藤的重量、茎的支持力、在这边或那边残余的叶子的重量为依归的。

苏东坡说，他的友人文与可习书甚久而不见成功，后来一人独行山径，见二蛇相斗。他从相争斗的两条蛇身上的律动，获取了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的动作吸取于笔画之中。另一个书法家是在看见樵夫与一村姑相遇于山间小径上时，悟出了节奏的秘诀。因为当时樵夫与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二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二人一时的前后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的动作使他生平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

运用在绘画上，线条的杂乱而又和谐的律动，就产生了可概括地称之为中国艺术的印象派。这一派艺术家所关注的只是记下他头脑里的印象，用一种明确的律动美表现，而不是以将眼前的景物描绘下来为满足。结构越单纯，表现律动美越容易。因此苏东坡才集中表现律动美在几竿竹子上或是几块粗犷的岩石上，而这样表现出来的景物也就成为内容很充分、很丰富的图画了。画上表现出的律动美，本身即要求削除所有与此统一概念毫不相干的景物。要看极端印象主义艺术极端的例子，在八大山人的一只鸡和一条鱼上，或是石涛的果园上，都很容易看出来。不管画的是鱼、是鸡、是鸟，八大山人的艺术可以看作用最少的线条、最少的墨，表现最多的内容的艺术。八大山人完成他的一条鱼、一匹马或是一张画像，为时不过数分钟，用墨不过迅速的寥寥几笔。他不是画好，就是画坏;若是画坏，便将纸揉烂成团，扔到废纸篓中去，重新再画。

艺术家便感到满足，感到快乐。于是他能把同样的满足与快乐给予观赏的人。所以这一派文人画也叫作写意，也就是印象主义。“意”字甚难译成英文，大致就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若在英文里找个字代替，恐怕要用intention(意图)、conception(概念)、impression(印象)或mood (心境)。若指这一派绘画用conceptivism(概念主义)，则无不可，因为这个字的重点是统一的概念，正是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唯一形象。

艺术的中心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完全相同。印象主义，简言之，就是对照相般的精确的反叛，而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作为艺术上的新目标。苏东坡用两行诗充分表达这种反叛精神。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一个年轻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东坡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汉杰(宋子房号)真士人画也。”

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幅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肌理。简直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形。宋代哲学的派别叫作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借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地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宋儒囿于中国人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无能力或无爱好，他们在把“理”当作“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