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824】回到老家，价值立刻等同于母猪

《我本是高山》遭到“故意忽略张桂梅校长共产主义信仰”的指控，出现这种争议也不奇怪吧，有关部门没有搭理这样的偏激指控，电影放映未受影响，这最重要。
这部主旋律电影票房不高，拍先进人物事迹的片子，票房低的风险一直就有。开始有一拨人从“女权”的角度批评该片，已经够奇怪了。后来又出一批人质疑该电影“丢了共产主义信仰”，更是奇葩。电影里张桂梅在很多场合佩戴了党员徽章，片中有入党宣誓仪式的镜头，还有学生们一起把被洪水冲倒的旗杆扶起来升起五星红旗的镜头，那些批评者仍然声称“共产党员的信仰被置换了”，指控张校长送山里女孩上大学改变命运的目标太实际了，“用人性代替党性”。
老胡不能不说这些人对党性、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非常浅薄，模仿式地、人云亦云地飘在了意识形态层面，严重脱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进一步说，这些人是在把共产主义信仰空洞化，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这就是 “极左”思潮的典型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是光说不练型的，而且客观上形成对做实事者打击的偏好，如果它蔓延开来，对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
互联网上从来都有左派力量，当自由派在网上形成巨大声势时，左派力量对后者起到强有力的制约、平衡作用，那显然是一种建设性。如今，自由派在网上的力量大为减弱，互联网生态出现变化，左派力量中的一些人没有与党在新形势下的大政方针进行自我对齐，而是以强化自我影响为目标，将自己的左派观点无限膨胀，展现出“极左”倾向，他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主流元素，试图为自己的一些偏激观点在互联网上获取支配地位，让自己成为互联网上的主导性舆论力量。
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不能够在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后，放任这种新的失衡，使这一动向不断扩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党领导全国人民到2035年和2049年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它必须占绝对主导地位。极左观点相当于无处不在的“政治放大镜”，挑剔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事务，那些观点的一再强化，会在互联网上塑造一种偏离国家大政方针的所谓“政治正确性”，产生偏颇的影响和压力，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
老胡是不反对左派力量继续在互联网上正当发声的，一个多元、健康的舆论场就应当有各种声音的存在和博弈，但是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不能试图主导这个舆论场，当他们顺利时，应展现出应有的克制，这种克制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对齐”。他们不应致力于构建一种压倒性强势，不应对各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益于提升动力和活力的元素发动联合攻击，实施网暴。
各地政府千万莫受网上极左言论的影响，更不能被它们吓住。对过度膨胀、经常散布极左观点的那些账号，要看到它们的复杂性，要提醒它们发挥正能量作用，而不是搞极左，当那些账号散布破坏改革开放的言论时，应当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舆论场应当是建设性的，积极的，自由化的价值取向要不得，极左的东西也不能假借“正能量”标签无限膨胀。最后我想说，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维护社会和谐、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意识和觉悟，每个人各具特色，但互联网作为整体，应当持中守正。

自从前段时间用了高墙的比喻之后，不断有人接力揪着这个事情。有人质疑，不站高墙就代表立场有问题，高墙是为了保护我们；有人反问，为什么要站在鸡蛋这边，鸡蛋根本不值得被保护；还有人提出，批评高墙是为了便宜狐狸吃鸡，认为这根本就是居心叵测。今天又看到，有人似乎刚发现，高墙与鸡蛋的比喻是来自村上春树，于是指责我剽窃。真是让人忍俊不住。感觉这很适合作为脱口秀中的“梗”。其实我就用了“高墙”两个字，好像连“鸡蛋”都没提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公权力应该受到限制这样一种极为普通的法治理念，都要受到批判了。想想也挺黑色幽默的。

2019年前后，法律界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不应该学欧盟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防对个人权利保障过度而影响产业经济的发展，要将对数据的社会化利用当作法律保护的首要任务。甚至有观点提出，个人数据就应当成为公共品，谁都可以使用，只有出现风险时才需要法律进行规制。
当初我就非常反对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数据的社会化利用怎么可能会成为问题？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又怎么可能过度呢？在沙漠里，最紧迫的是首先要解决干渴的问题，而不是无视干渴在那里鼓吹如何防涝。就个人信息的问题而言，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个人是绝对的弱势方啊，法律应该强化对弱势方的权益保障，同时夯实数据处理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合规义务，才能维持基本的平衡。
很多时候都挺无奈的，事先预测到风险又能如何？终究无力改变既有的惯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当初预期的风险如何一个个地成为现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这部法律在制度设计上，对个体权益的保障力度就非常不够，又缺乏有力的执行，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以实施几年，虽然也有一些积极的反馈，但从目前来看，在对个人权益的保障上，也就是聊胜于无吧。

随着远程上班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上班模式， 城市往何处去变成了一个引人遐想的问题。 拿我所在的纽约来说， 目前的地铁客流只有疫情前的 70%， 办公楼的空置率约为 20% (疫情前约为 10%)， 而且我怀疑这种情形已经跟经济恢复没太大关系， 而是体现了远程上班引致的城市商务功能退化。 比如我自己现在每周已有两天远程上班， 跟周末相连， 构成了一个每周只有三天 “进城”， 倒有四天住在郊区的新模式。 上班族 “进城” 少了， 城市的商务功能自然会退化。 据说城市应对此种局面的一种思路是将部分办公楼改造成住宅， 既降低办公楼的空置率， 又可缓解城市住宅紧缺， 貌似为一石二鸟之妙计。 不过长远地讲， 城市住宅之所以紧缺， 正是因为城市的商务功能， 从而本身也会受城市商务功能的退化影响。 最终， 当远程上班变得更普遍后， 人口分布也许会越来越 “去中心化”， 那时的城市会往何处去？ 还会像早年科幻里那样高楼林立吗？ 是很值得社会学家及当代科幻小说家们探究或遐想的。

移风易俗我说几个工作经历吧。
农村长大的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了农闲的时候，待着没事就串门子或者放赌，将这一整年的收入输个底掉儿，你还不好管，平常你可以抓赌，但是人家红白事搞好多天，直接帐篷里开局，整个村子就开始在那里赌！
你到人家红白事上去抓人，就意味着和整个村子决裂，到时候人抓不着，警车都给你抬着丢沟里！你拿着刑法给讲法，直接给你把书当柴火烧了！
最可气的事，家家穷的叮当响，好不容易赚点钱，玩几把牌一年白干，又他妈成特困户了，给帮忙建的大棚都能给输了！
为了整治这种风气，就只能增加更多的健康娱乐活动，天天挨家挨户强制跳广场舞，然后定期举办广场舞大赛，然后搞山歌活动，搞专业的比赛，还邀请音乐学院教授来当评委呢，组织各种社团战队，互相打PK，村子里也搞排行榜，除了这些还有种植养殖活动，篮球足球活动，反正就是强制必须选一个参加，然后那些爱张罗放赌的，让他们组织各种社团，搞比赛。
就这样消耗了精力，多样了文化活动，才慢慢的参加赌博的人少了，这些比赛还有奖金拿，还有荣誉奖赏，在村子里倍儿有面，这比赌博爽多了！
你以为基层干部愿意忙完一天了，组织跳广场舞啊，累的和三孙子一样，这都是为了移风易俗！
这要媒体报道，大概率就成了强制运动，强制跳广场舞，强制参加文化活动，大搞面子工程，甜、赢，给领导看的阴阳怪气

不喜欢回老家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失权感。在大城市里赚再多钱，在互联网上多有观点，回到老家，价值立刻等同于母猪，评价体系只有两个，“是不是胖了”和“有没有公猪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