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传】

林纾
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

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文学家、书画家，还是福建工程学院前身“苍霞精舍”的重要创办人。20世纪初叶，林纾以文言文翻译世界文学名著180余种，“林译小说”曾经风行一时，创下至今无法超越的纪录。林纾由此成为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复肆力于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

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生平介绍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短暂的72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福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思想变化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

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

学术主张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作品介绍

林纾有《畏庐诗存》，却删去了《闽中新乐府》。他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杜甫）”（《林畏庐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评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同前）。

他自言在京与吴汝纶论《史记》为文之用心，深得吴之首肯。又推重吴汝纶评点《史记》“发神枢鬼藏之秘”（《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又称吴始见其文，赞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赠马通伯先生序》）他标榜桐城派，但其实他的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

他的《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归有光的文章相近。他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张。或伤于蹇涩，不复如初集之清劲婉媚了。其实林纾的成就还在他的“林译小说”，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翻译作品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不曾有过第二个。

翻译特色

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翻译速度

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
通过与《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他在《不如归序》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

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的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翻译不足

林纾的翻译亦被认为有不足之处。钱钟书在收录于《七缀集》中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评论道：“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其他作品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人物评价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

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中肯的评价。倘若林纾能在翻译创作盛期用白话文翻译小说，将会有更多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读到外国文学。

林纾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体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终于丢了北京大学的教席，从此经济情况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都学成回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既能帮助恩师度过窘境又不使恩师难堪的计策：他们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林纾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款项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开销。

作品保护

2023年5月5日，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林纾被国家文物局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代表作不准出境。

人物轶事

北大讲席的教学点滴

（结合林纾自述及相关档案，林纾讲学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时间点，应起于1906年9月，讫于1913年4月。）

林纾在北大任教时，有一门课被排在下午二三点，一日，林纾又看到学生们昏昏欲睡，便把课本一合，说道：“下面我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为之一振，林纾接着说：“有一个风流和尚，一次经过一座桥，看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们此时已集中精神听他讲故事，但林纾此刻却不讲了。学生们请他继续讲那和尚和那美女后来怎样，他幽默地说：“没什么，一个向西，一个向东，走了。”学生精神焕发地听课了。

林纾在北大授课时，曾讲述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开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个字，林纾读来凄楚哀婉，其声如泣。学生中有同此身世者，情不自禁哭了起来。这五个字，用了一小时还没有讲完，这篇文章用了四堂课，可见其之细。

林纾平生任侠尚气，性情刚毅，除长于文学撰述之外，还精于武术，尤擅舞剑，曾著笔记小说《技击余闻》，记载平日耳闻目睹的武林实事。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授武林故事。其眉飞色舞，惟妙惟肖，让学生向往不已。

林纾本人古文造诣很深，任教北京大学时，“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钱基博《林纾的古文》）。

三，古文大家，古典文化的卫道者

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他奋起应战，力延古文命脉于不坠。虽然他的呼吁在当时并未取得实效，但其阐扬古文精神艺术的诸多努力，在今天仍颇具启发意义。

在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时期，林纾早已不在北大，电视剧《觉醒年代》第十五集中仍提到林纾林琴南。这是源于五四运动期间，林纾公开表明反对新文化的立场。

林纾一家

至今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林纾依旧是作为衬托进步人物的保守角色出现的。一是因为林纾对古文的推崇。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多次参与论战，不仅大论古文之长，不宜废黜，还有讽刺白化文运动的作品见诸公开刊物。（《论古文之不当废》(1917)、《致蔡鹤卿书》(1919)、《荆生》(1919)、《妖梦》(1919)、《腐解》(1919)等。）另一个原因是源自林纾本人对于清皇朝的眷恋，这与他的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无关系。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命，多次参拜光绪的崇陵。将书斋取名“望瀛楼”，以示对被慈禧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的怀念。

晚年林纾除去翻译外国文学，留给后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为古文护法，他对古文的感情已成为一种信仰。

表面上看来，林纾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对数千年来儒家文化核心的坚守阻碍中国先进文化的进步，但其实林纾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命运的担忧。他是古文的卫道者，他维护古文的权威，也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1924年，林纾在北京去世。陈宝琛作挽联“由侠入儒，晚节独能怀故绛；因文见道，诸家无不废虞初”可谓对林纾一生的刻画入木三分。

林蔡之争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陈独秀最早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得到了很多新文化人的支持，而林纾却是一个坚定的文言文维护者。

1919 年，林纾写了篇名叫《妖梦》的小说，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篇小说当然也是用文言文写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有一个名叫郑思康学生，是个陕西人，一天，他来跟我说，他梦到了一个大胡子来邀他一起去游阴曹地府。于是，他就跟着那个大胡子去到了阴曹地府。

在阴曹地府里，他看到了一个“白话学堂”，这个学堂的大门两侧贴着一副对联：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郑思康见了，只觉浑身冒汗。大胡子告诉他说，这里的校长名叫元绪，教务长名叫田恒，副教务长名叫秦二世，皆鬼中之杰也。不如我们去见见他们吧。于是，他们便走了进去，到了第二门，只见门匾刻的是“毙孔堂”三个大字。门两侧又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郑思康这时，已气得不行了，问大胡子：“他们在此如此胡闹，难道阎君不管他们吗？”正说前些，就见元绪、田恒和秦二世从里面走了出来，元看着像是一个谦谦一书生，田则二目如猫头鹰，嘴很长，像是狗嘴。秦二世则像是一个西方人，深目而高鼻。

这三鬼满口说的都是诋毁纲常，大赞白话文的话。郑思康刚要上前与他们理论，就见空中飞来一个神人，一口一个，把这三鬼都给吃了。然后，就开始排便，积粪如丘，臭气熏天。

最后，林老总结了一句说：“吃了这些五伦禽兽，化为粪便，很是合适！”

那林纾是在什么背景，写了这么一篇小说的呢？盖因此前。他写的一篇几乎就是指名道姓，讽刺倡导白话文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的小说《荆生》，结果被一大帮白话文拥趸，群起而攻之，各种污辱、谩骂，可是把他气得够呛。于是就写了这篇小说，回骂了回去。

这篇小说发表后，很快就引起了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林蔡之争”。

先是林在《公言报》上，发表了一篇《致蔡鹤卿（蔡元培，字鹤卿）太史书》，旋又加刊了一篇《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说自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以来，就纠集了一批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为首的乌合之众，主张废国语而以西方文学代之，实是丧心病狂，有辱斯文。蔡元培则写了一篇颇有君子风度的《致〈公信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发在《公信报》《北京大学日刊》和《每周评论》的报刊上，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了林对北大教改的攻击，一时和者甚众。

而最有意思的是，一向看不起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辜鸿铭，这次却也站到了蔡校长的一边。

一天，这位辜老夫子穿着长袍马褂、拄着一根文明棍儿，来到了蔡元培的校长室，一进门就朗声说道：“林琴南就是一个乱伦者，他区区一个举人，竟敢对你蔡校长您一个进士（蔡是光绪十八年的进士，这一年林也去考了，可是没中）不敬，这世道还有王法吗？！”说着，便从袖口里取出一篇写在宣纸上的《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 扔到蔡的桌上，说：“本来，我是要去绒线胡同的林宅当面痛骂他一顿的，可又怕失了身份，故撰了此文，交给蔡校长，请您随便处置。”

蔡元培拿起来一看，顿时觉得哭笑不得。他写的竟然是：当此国学危险之际，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表面支持新派刊物，实是用心良苦，不得已采取的以毒攻毒之计云云。原来他并不是真心支持白话文，而只是看不惯林纾，一个举人竟然敢对进士出身的蔡大校长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