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散点化的叙事者

        苏童小说的叙事角度独树一帜，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往往缺少绝对的第一视角，叙事者的散点化是他短篇小说的显著特征。

       苏童的短篇小说写作，在19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他基本上摆脱了“大师们”的影响，走出了传统小说叙事的窠臼，寻找并搭建起自己短篇小说的结构。那个时候，19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的“六零后”这一代作家，面对1940、50年代出生的前辈作家，面对已经矗立在眼前的“大师”文本，普遍产生的“晚生感”和“迟到感”，也是令他们迫切寻求自身写作出路的重要动因。正如苏童所坦言的“就是要突破这些大师给我们的边界”。可以看出，他们在克服了叙事的焦虑之后，开始了对自我叙事能力的培养及对文体风格的探索。

        为此，苏童不断地采取所谓“反套路”“反故事”的写法，尝试、寻求短篇小说的文体变化。可以说，努力将中国的短篇小说与契诃夫、莫泊桑、博尔赫斯等人的短篇区别开来，始终是苏童写作的自觉的主体意识。对苏童的写作来说，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叙述的美学意义上的稳定性，突破契诃夫式的、欧·亨利式的、卡夫卡式的、博尔赫斯式的写法，克服掉他们业已形成的种种规约和限定，在小说结构的安排、悬念的铺垫、“迷宫”的预设等等之外，另辟蹊径，有意地弱化故事本身所产生的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波澜万状，运用画面、意蕴和举重若轻的白描，甚至人格、伦理、理念、意念等艺术触动点或者引爆点，在叙述的表层之下，引导出叙事的“次生文本”“潜文本”，生成隐含的叙述建构、“感觉结构”，让叙事进入修辞的层面，进入存在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深处。

        短篇小说《桑园留念》，完全可以看做是苏童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的成名作。实际上，这个短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童后来“香椿树街”“城北地带”这一类小说的“纲要”或“提纲”。这篇小说就像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格非的《褐色鸟群》《迷舟》，基本构成他们以后小说叙事的基本形态或者基调。《桑园留念》叙事的主要内核，就是呈现1970年代少年成长的青春状态及其“街头”的情境。这篇小说几乎没有什么主要故事情节，叙事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虽然以少年“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但依然采取散点透视的多重层面。其中的人物也难分主次，叙述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悬念，没有刻意去建构任何“主题”和叙事目的。“我”、肖弟、毛头、丹玉和辛辛，简单的人物关系，却埋藏了诸多的情感、情绪和意蕴，平静的叙述里呈现着一代人“毛茸茸”的、真实的表情和人生气息。他们所有的天真、情感、本能、欲望、无知、无畏、迷惘和情绪，都在这个叫做“桑园”的地方弥散开来，令人感触到些微的悲情和空虚。颇具兴味的是，毛头、肖弟和丹玉之间的“故事”，并没有在“桑园”结束，他们的身影继续出现在《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回力牌球鞋》《小偷》《像天使一样美丽》《美人失踪》《古巴刀》以及中篇《刺青时代》《南方的堕落》和长篇《城北地带》《黄雀记》里。可见，苏童在有意无意间为此后几十年的写作铺排下隐秘的“种子”。结合苏童后来的创作，我们才感受到，这篇几乎没有故事，没有悬疑，没有“叙事圈套”，更不按套路出牌的小说，竟然有着如此大的文本容量。苏童也不会想到，他在这篇小说里预设的“隐含作者”，在叙述人“我”的“掩护”下，使这篇小说的情境和氛围，衍生成其后续写作的叙事基因或者动机。

       《祭奠红马》更是一篇所谓“反故事”套路的短篇小说。这个小说的结构非常奇特，它几乎是依靠画面来组织、推进叙事，最终寻找的是某种意味深长的“意味”。这篇小说体现出苏童追求叙事自由，呈现人物的幻觉及追踪幻觉的叙事构想。小说叙述一个关于“外来者”的故事，也可以说，它是关于生命、生存、命运、欲望、衰老的感受。小说虽然只是写了一个怒山老人，一个被称为锁的男孩和一匹红马在“枫杨树”短暂的生活经历，但是，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这匹高大雄壮、美丽绝伦、充满灵性和神明的红马所牵动，它若隐若现，一唱三叹，在人们不同的目光注视下，红马幻化成怒山老人，在“枫杨树乡”自由地游荡，老人与红马共生共死，抵御衰老，经历着沧桑。无疑，苏童试图在这个有关“回忆”的叙述中，找寻解除束缚、获得自由不羁的生命密码。“我爷爷”目睹了来自遥远怒山的怒山老人和马背上的孩子锁在枫杨树乡的经历，怀着复杂的心情，面对一个能举起二百斤石桌的怒山老人和成为牧马神的锁，还有那匹令人神魂颠倒的红马。显然，这依然还是一篇人物难分主次、叙述从头至尾没有任何悬念也没有刻意去建构任何“主题”的短篇小说，但是它的容量令人惊异。这篇看似没有故事的“故事”，还是在灵动、飘逸的叙述中呈示出许多可以无限延伸的母题：生命的旺盛与衰亡，离乡和逃亡，人的尊严，爱情和欲望，仇恨与嫉妒，愤怒与悲伤。这个短篇在结构上与《桑园留念》极其相似，散文化的笔法渗透着一股强劲的“气力”，叙述的节奏错落有致，一匹马若隐若现，它神秘地到来，静穆地消失，马的隐忍和愤怒，如同它的主人——怒山老人的坚忍，让红马“拉磨”无疑是对它的天性的扼杀，强行抢劫红马，同样也是对其尊严的冒犯。红马恰似一个精灵，出神入化，如影随形，在我们的视野中驰骋纵横，自由腾挪。除了怒山老人和锁，没有人能够懂得红马的沉默或愤怒。在这篇小说里，谁是故事真正的主人公似乎已经不重要了，苏童的叙述，让我们对画面里的人与马相依为命、相互间的心领神会，感慨万千，人与马彼此相似的神韵让我们体会到人与马相互依存的默契。

       这篇小说在文体上别出心裁，不拘一格，它让我们体会到汪曾祺先生关于小说结构的论述之妙，“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苏东坡说‘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的就是结构。”“小说的结构特点，是：随便。”无论是《桑园留念》还是《祭奠红马》，这两个短篇的结构可谓“内在”“自然”“随便”，叙述没有顾虑，汪洋恣肆，避重就轻，语句洒脱，文气流畅，节奏从容。难以想象，苏童的“少作”表现出如此不凡的气度和练达。虽然文中“我爷爷”的叙述视角尚有马尔克斯的印记，但叙述中的枝蔓横生却绝不同于博尔赫斯的路数，从文体角度考量，这两篇小说倒是有屠格涅夫的风韵，也很像鲁迅的《故乡》和《社戏》。“苏童的大量小说都有很完整的情节结构，其中也不乏传奇性或戏剧性场景，但他的叙事却不断地对生活原有的因果关系形成阻遏，质疑。有时，他甚至取消故事结构框架中的某个环节，实现对故事叙述效果的营造，叙述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与我们日常所感知的实在世界形成落差，故事也不再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延续，有效地造成故事的张力状态。因此，我们在苏童的小说中就很少看到那种密不透风的情节，而是在叙述的人为拟设的空隙和停顿中，感受到想象空间的张弛有道。”

        由此可见，苏童小说的叙述张力，主要在于作家能够找到自己的视角，包括自己讲述生活的语言和声音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的诗性特征，这种诗性话语铺排出的画面和情境，使文本寓意深刻，妙义横生、款款而出。所以，《祭奠红马》叙述本身的自由度，随着画面感的浓郁而逐渐增强，悲情意绪有节制的叠加，使得散文化的叙述向外扩张成既封闭又开放的叙事结构。

        在此，苏童的短篇小说通过叙述语言所建立的“抒情性”和“古典性”以及现代汉语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通感”，也是形成了“苏童式”文体的主要的因素。苏童小说叙述中的诗性品质，当然会超出一般性语言技巧，直接关系到叙述、结构、意象、故事和人物。这些都构成了苏童写作发生的机缘和叙述的生长点。

                                 摘自《苏童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叙述的“逆光”》——张学昕、宫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