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76天《宙合 第十一》第6~9段

《管子》学习第76天《宙合 第十一》第6~9段

原文阅读

        “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静默以审虑，依贤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发蒙也。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

      “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蓄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则伤民。“毋监于谗”，言毋听谗，听谗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义失正也。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义正，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数世，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简策，传以告后世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

      “不用其区区”者，虚也。人而无良焉，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陼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

字词注释

[1]止忿速：控制情绪，止住愤怒的表现。速，“迹”字之讹。迹象，表现成。济没法：潜水而渡。在此也是掩盖行迹的意思。

[2]欲而无谋：有想法不可轻易向别人透露。无谋，即毋谋于人，以防谋略外泄。

[3]极：通“亟”。紧急。一说作“至、到”解。

[4]行忿速遂：行为带有愤怒情绪却想事情成功，想速成其事。遂，成功，完成。

[5]没法贼发：潜水没有方法则易败事。贼，败。

[6]言轻：言语不谨慎。轻，轻易。

[7]渊色：不露声色，渊深。自诘：亲自问政。

[8]审虑：深思熟虑。

[9]依贤：倚靠贤明之人。

[10]可不：可否。不，与“否”古两字可通用。

[11]循：依着。指上文的“大揆度仪”等。发蒙：晓悟，摆脱蒙蔽状态。

[12]私多行：多行私意的意思。多，自多，自以为是。

[13]倚：依赖。

[14]趋：追逐。

[15]数：责备。

[16]虽广其威，可损也：即使国家声威再大，也是要折损败坏的。

[17]守而物修：守住上述原则，力求看得深远。物，“䀛”字之借。䀛，眯起眼睛以求远视。

[18]虚：虚空。

[19]良：处于，行于。良，即“踉”。

[20]坚解：坚结，坚硬。解，为“垎”字之假。坚硬。

[21]陼（dǔ）堤：阻滞。一说指犹豫不定。与上句“坚解”义同。

[22]济：成功。

[23]失植：失志。植，通“志”。谬：即“穆”。严肃。

[24]与变随化：参预变革，顺应发展。

[25]微约而流施：细小而长流不断。施，延续。

[26]流：丁士涵云：“流”字涉上文“流施”而衍。均：平均，普遍。

[27]参于天地：与天地相配

译文参考

        “毒而无怒”，这是说抑制、平息愤怒的表现，成就潜行的努力。“怨而无言”，说的是说话不可不谨慎；言语不周，反过来将伤害自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时计谋不可外泄，计谋外泄则招致灾祸急速降临。若是纵容躁怒情绪，愤怒急切中想让事情速成，没有好办法做到潜藏自己，且言事轻率，谋划外泄，这些都能让灾祸必定累及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痛恨也不要发怒，有所怨愤、心生抱怨也不要轻易说出口，有了欲念也不要轻易谋划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这是说君主应当沉潜处事、不露声色，安详静默地考虑计划。要依靠贤能才俊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才可通晓可否、利害。依循这样的方式便可晓悟一切、不受蒙蔽。所以说：人君要像睡醒的人安卧那样无声，似有智者故意装糊涂，就像敖浑然处于尧的朝中。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听信奸佞小人之言，听信奸佞之言就会自鸣得意、刚愎自用。“毋蓄于谄”，说的是不要听取奉承的话，包庇纵容谄媚行为则将会使君主受到欺瞒、哄骗。“毋育于凶”，说的是不要助长暴力，手段残暴则将伤害黎民百姓。“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失去贤士。刚愎自用、欺君瞒上、伤害民众、失去贤士，这四个弊端通行，就要危害君主的公正之道。作为君主，既已丧失公正还借手中一切造就声望、取得名誉；作为臣子，不忠于君而行为邪僻，一心只追求爵位、逐取俸禄，扰乱习俗，败坏世风，以此苟且偷安、贪取享乐。这样下去，即使国家的声势威名再大，也是难免要折损败坏的。这说是“不正，广其荒”这句话的意思。因此古代的人，阻塞产生这四种弊端的途径，堵住这些弊政风行的通道，努力坚守公正之道，并力求站得高、看得远。所以，把它们都写在书本上，流传下来告诫后代的人说：上述四种弊政所造成的怨恨是深重的，国威将因此而丧失殆尽。

        “不用其区区”，是虚的意思。处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是虚空。凡是顽固不化、阻滞犹豫、无所行动的人，必然会失掉时机，失时机则坏事而无所成就。失志不正且不严肃庄重，不能算作贤人；有志无才能，也不能算作完美。圣人之所以被人们誉为贤美，是因为圣人参与并顺随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这种参与，就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恩德流布万民，使其润泽且普遍均匀地施加于天地万物。所以说：圣人之恩德是与天地相配的。

核心内容解读

      这几段内容，阐述君主和人臣的一些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是一般人可以借鉴的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为人处世要谨慎克制，沉着冷静不张扬，不听小人谗言，不助长暴力伤民。这些内容从抑制愤怒的情绪到不说抱怨的言语，到不轻易谋划别人的行为，都是非常中肯的建议。而危害最大有四个弊端，刚愎自用、欺上瞒下、伤害民众、失去贤士，因此要阻塞产生这四种弊端的途径。否则，会导致积怨深重、国威丧失。

      “不用其区区”，则落脚在“圣人参于天地”，圣人会顺随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圣人的恩德与天地相配。这里，反映着古代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礼记·礼运》有：“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周易·系辞下》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政治是国君的藏身之本，而政治必须依赖于天神的授命。君主是否得到了天命，又具体表现在是否可以祭祀社稷、祖庙、山川、五祀等宗教活动中。所以说“参于天地，并于鬼神”就是圣人的政治。在《礼记》的语境中，天地、鬼神都经过了人文思潮的洗礼，所以“政必本于天”并非对于宗教组织、人员的依赖，而是反映出帝王对宗教观念、活动的利用。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的青铜时代——政教合一的时代

        夏商周是中国文明的开端，对于三代的社会性质，近现代学者有不同的概括方法，但青铜时代是一个大家基本认同的称谓。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先生就以《青铜时代》为名，发表了一本研究夏商周三代的著作。依据当时的考古资料，郭沫若作出了中国的青铜时代下限在于周秦之际的判断。但是对与其上限，鉴于考古资料的缺乏，郭沫若先生则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方法，只是肯定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在殷周之际，而没有仓促地确定青铜时代的开始时期。

      就目前考古发掘而言，最早是在陕西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半圆形残铜片和一件铜管，其碳14测定应为公元前4700年，这是距今约7000年前的人类使用金属工具的确凿证据，以后，又在甘肃东林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把铜刀，碳14测定为公元前3200年前，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完整的青铜器。在时代更后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青铜的痕迹更是被多次发现。然而，由于当时铜器毕竟比较罕见，使用更不普及，所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仍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称为“铜石并用”的时代。

        在更为晚成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墟遗址中，出土了4件精美的青铜爵以及铜斝、铜戚、铜戈、铜钺、铜镞、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铃、镶嵌松绿石的铜牌饰物，等等。由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非常丰富，所以专家们普遍认为从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

        为什么龙山文化不被称为青铜时代，而一定要到了夏代才被认为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呢？主要是我们使用的“青铜时代”一词，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在西方，最早提出“青铜时代”概念的是丹麦考古学家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他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样三个阶段。但是如果严格按照西方考古学的观点，将青铜时代视为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无论将中国的青铜时代定义为夏王朝还是商王朝，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在二里头夏墟中，还是在安阳殷墟中，大量发现的生产工具还都是石斧、石刀、石锹、石犁，金属工具并没有大量用于生产。进而也有学者认为，夏商时代仍然是“铜石并用”的时代。

      然而，除了生产工具一项，夏商两代的各项文明指标都与西方文明社会初级阶段无异，如出现了社会财富的严重分化、私有制度、城市、公共权力、军队、宗教和文字等，明显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在中国使用青铜时代的含义。如张光直所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

        张光直在解释中国青铜时代与西方青铜时代的差异时认为，西方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代表着生产力的进化，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然而在中国，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分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重大历史变化。石、木、骨、蚌仍是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的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左传》里有句名言，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的使用就是围绕着这类“国之大事”而展开的。用于祭祀的是大量青铜礼器，用于军事的就是各种兵器。

          在前辈学者对青铜时代的研究中，就已经凸显了青铜时代的确切含义，即宗教与军队共同作为政治权力的保证，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标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暴力机构都是政治权力的最根本保障，这是万古不易的通例。但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论证工具，在不同的时代则会有一些变化。越是在古代，象征着无限威力的超自然、超人间的宗教神灵，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就越高。古代政权必须得到天神的认可，才能获得其他诸侯及臣民的服从。

        某一政权对教权的领有，集中表现在对祭祀神灵的青铜器的占有上，宗教中的神灵就寓于那精美的鼎、爵、樽、簋、豆、斝等青铜礼器之中。《左传·成公二年》引孔子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灵，就寓于那些铸造精美的青铜器重器之中。如容庚先生所言：“青铜礼器除供祭祀之用外，还作为一种礼治的象征，作为古代贵族政治的藏礼工具。”青铜器又称为“彝”，《说文》：“彝，宗庙常器也。”青铜礼器成为神权、王权的象征。一个政权被另一个政权推翻以后，都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

        所以，青铜时代作为夏商周三代器物文明的代表，也是那个时代政教合一的政治文明的象征。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上、下卷）》，张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