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从文先生京城旧迹

siwei • 2024-01-13 12:01 • 杂文

作者：吴菲

1988年5月10日，二十九年前的今天，沈从文走了。世间从此少了一个湘西汉子，一个文学家，一个服饰研究者，一个赤子。

今天分享的是一篇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写于2002年的旧文，这样的文章真是珍贵，城市一直在变化，人在其中的痕迹仿如停云，如果没有这些记录，我们哪里还会看到一点影子。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

☁ 杨梅竹斜街61号　1922年

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故事，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讲起。

1922年时，这里是由清代湘西人出资建立的湖南酉西会馆。那一年，20岁的沈从文在接触新文学后满怀憧憬独闯京城，因与会馆管事有点远房表亲关系，得以不花租金入住于此，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

今人印象中有关酉西会馆和沈从文的旧事，大多源自黄永玉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在那里面，“郁达夫到酉西会馆看望沈从文”的故事被记录得细节丰沛：

　　从文表叔据说就住在城里的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那当然是更加凉快透顶的了。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而穿着不十分讲究的、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你可吃饱饭？”“不。”

　　邀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谈。

　　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但沈从文先生次子沈虎雏先生告诉记者，这次见面虽确有其事，但是被错记了地点，它应该是在第二年沈从文住西单附近某小公寓期间发生的事，“小小窄而霉斋”也是从西单开始成为沈从文历届书房的雅称。

住杨梅竹斜街的半年，沈从文其实更大的收获是在文物方面并陶醉其中。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对此有异常如下描述：

　　出门向西走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厂。那里除了两条十字形街，两旁有几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更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

　　向东走约二十分钟，即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一切还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炫目……

而今上网查“酉西会馆”，它位列“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册，被注明“破损，现为民居”。昔日大栅栏地区的文博盛景也只能勉强用电影画面去想像一二了。

杨梅竹斜街59、61号，原酉西会馆

☁ 午门　1948年至1959年

1959年之前，历史博物馆的位置在现在的午门。

据历史博物馆老人史树青介绍，当时城楼上是陈列室和库房，楼下两溜平房（即旧日大臣们候朝的东西朝房）是办公室，有时也做陈列室用。

沈从文先生1948年开始到历史博物馆（正式办手续是1951年），至此开始他在历博的30年生涯。

每天“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这是沈从文笔下自己的上下班路途（1952年3月起他租住在北新桥大头条11号，即现在的交道口北头条胡同60号）。

在老同事杨文和的记忆中，午门城楼上的沈从文是个性情温和然而比较消沉、不开心的人，“那时候我管库房，沈先生做文物编目，常常一进库房就是半天”，这样的时候杨文和总是远远地看着他，“那时候我是年轻小伙子，琉璃厂学徒出身进的历史博物馆，跟沈先生这样的大教授也没有很多话，只是心里很尊敬他”。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12月24日上午北京雪后初晴，记者绝望地站在午门前望着大风一阵阵卷起城楼上的积雪。由于始终得不到有关方面的许可，记者最终没能有机会登上午门城楼，看一看沈从文当年热心地给观众们做讲解的地方，眺望一下他当年在城楼上曾看到的风景：“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而今位于午门与端门之间东西两溜平房，部分驻扎国旗班战士之外，一律热热闹闹地做着“5元展室”，“清代太监生活展”、“中国明清皇帝后妃展”、“中国古代刑具刑罚展”……50年前，这里也曾是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碰巧解说员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热情地上前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展览一看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从此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中科院历史所从事丝织品保护成绩卓著的专家。

午门

☁ 历史博物馆大楼　1959年至1978年

1959年历史博物馆迁入位于天安门东侧的灰色大楼中。

沈从文先生在这里拥有自己一间办公室，压抑的心情也比初到之时有了缓解。“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公安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他在政治上还是较受信任的。”原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

12月24日，记者来到历史博物馆，眼前一切都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接待记者采访的马旭先生再热心也指不出哪里是当年沈先生的办公室，沈先生当年用过的办公桌更是无从寻觅。据说作家张承志曾经跟人提起，他1975年从北大考古系分到历史博物馆，坐的就是沈从文用过的桌子，那张又旧又沉的桌子他摩挲良久，心中感慨万千。

“文革”开始后，在这里，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被关进牛棚，“黑帮”们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扫厕所。60多岁的沈从文先生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黄永玉则在1998年一次名为《平常的沈从文》的发言中提到：“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记者专程去看办公区女厕所，甚至伸手摸摸墙，试图判断那是否仍是30多年前的瓷砖。

1970年沈从文先生去了湖北咸宁干校。1971年在那里大病一场，几乎死掉，可病好后他还写了一封长信寄回馆里，详述“关于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建议”，“说得可细了，细到每一个展柜怎么摆。我们看了都掉泪，怎么还会有他这样的人呢？”李之檀老人正在主持《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一书的编写，12月25日历博纪念沈从文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也是由他提议举行的。12月19日下午记者在他家采访时，看到沈先生当年那篇“修改建议”被他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稿纸上，旁边注明是4万余字，“这还只是收上来的部分，有些部分已经收不回来了。”那天采访，69岁的李之檀老人捧着自己一份共计4万多字的手稿一页页给记者讲了3个多小时，一再地说：“宣传沈先生好啊，那么可爱的一个人。”“别人说我是沈先生的学生，可我不敢，我觉得我还不够好。”

　　1975年，沈从文与助手王亚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前。

☁ 东堂子胡同51号　1953年至1980年

1953年，沈从文先生一家搬入东堂子胡同51号，是历史博物馆宿舍，后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朝南都是窗子，卧室北窗有一棵枣树横着，映着蓝天。”

黄永玉记录下了东堂子胡同51号最好的一段时光：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口罗嗦的客人的马拉松式的访问，仿佛深怕他们告辞。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然而这一切很快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而结束了。

在东堂子胡同51号，沈从文的家总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另外几次却没这么容易过关。12月24日上午记者在东堂子胡同采访时敲开了邻居李先生的门。56岁的李先生在这个院子住了四十多年，他曾亲眼看见造反派一脚就把沈从文踢了一个跟头。“沈先生多好的人啊，就知道看书。我这里还有他送我的书呢。”李先生从书架上翻出来的书书页都已变脆发黄，其中一本《鲁迅全集》第九卷扉页上还盖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蓝色印章，一本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上有“张兆和”字迹娟秀的签名。

1972年沈从文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三间房被强占去两间，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先生说：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书和家具都送人，朋友们谁需要就来拿走。搞梅兰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当年还曾来挑了书带走。剩下的黄永玉的夫人帮忙张罗着7分钱一斤处理掉。

那之后沈先生就一个人住在原来保姆住的小间里，日以继夜地写他的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文章。“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脑袋里知道的东西留给后人，好让年轻人少走弯路。上世纪70年代大家都是在‘文化革命’嘛，都闲在那儿。只有他拼了命地写，他觉得自己可能活的时间不长了，要知道他就是因为心脏病太厉害才能回北京的。他生存能力特别强，70岁的人，就在那间小房子里头日夜不停地工作。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灯老亮着，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时要去张望张望。早上听见没动静就去敲他的窗户玻璃，一听里面有声音才放心。”说这话的是沈先生二儿子沈虎雏的夫人。

在东堂子胡同51号院，记者看到沈先生原来住的房子已经被现在的住户往外又搭出了一块，当年看顾沈先生的老大妈们敲过的窗户已经被封在新的铝合金门窗里，原来沈先生房檐下够他放一个两用炉的台阶也看不见了。房屋被挤占之后沈先生成了院子唯一没有厨房的人家，他就每天用放在台阶上的两用炉热一些简单的饭菜，有时候天冷他也用它热脸盆里的水，常常看着看着书就忘了，直到里面的毛巾糊了才想起来，所以他有一个词儿叫“红烧毛巾”。

1995年时的东堂子胡同沈从文故居罗雪村摄（已拆）

☁ 小羊宜宾胡同5号　1973年至1980年

半年后，张兆和回到北京，她所在的单位在两里地外的小羊宜宾胡同为他们分了一间房。黄永玉用他的笔如此记录沈从文先生其后的生活场景：

　　于是，表叔婶一家就有了一块“飞地”了，像以前的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一样。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五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的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个“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

　　“我有办法！我先吃两片消炎片。”

邻居李先生也记得当年沈从文先生来回于两处的情景：“他老拎着个包，包上有个卡片注明姓名、地址，准备着万一他倒在路上别人可以把他送回家。”

12月24日那天记者试着从东堂子胡同一路向东走到小羊宜宾胡同。雪后大风的日子，东堂子胡同的空气有一种清冽的美。

当年，沈从文和黄永玉，都在受着冲击的叔侄俩，曾经在这条胡同里有过一次迎面相遇，“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印象中黄永玉很少这样用文字写痛苦，他说过：“生活变化多端，有一个规律常常使我产生信仰似的尊敬。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且往往不愿说。”

在小羊宜宾胡同和大羊宜宾胡同交界处有一处公共厕所，记者不知道这是不是黄永玉文章里曾经提过的那一个：“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走过当年沈从文先生每天拎着饭篮子需要走的路，单程，记者用了15分钟。有点风，地上有些积雪，因为施工绕了一点点路，可是想想记者尚不及当年沈先生一半的年龄，这样的试验怕是没有什么意义。

小羊宜宾胡同5号已经没有了，原址耸着一幢16层黄色高楼。时间尚是早晨的胡同里飘满早点的香气，记者想：这条胡同里怕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解，当年一个古稀老人曾为一日三餐进行过怎样的跋涉吧？

沈从文1974在小羊宜宾胡同宿舍院中

☁ 崇文门东大街社科院宿舍　1980年至1988年

1978年沈从文到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68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离开历史研究所》。然而10年后，他还是离开了。

1980年之后，他先后住过两处位于崇文门大街的社科院宿舍的房子。

第一处在崇文门东交民巷口上，新侨饭店隔壁新建的宿舍楼五楼，“其实也不大，只不过朝南一间，朝北一间加小厨房、厕所而已，但是先生已十分高兴，暑假我去看望，先生笑容可掬地说：这下好了，我买了四个书橱，这下可以摆书了……”如此回忆，让身为沈从文学生的邓云乡百感交集。

1983年，沈从文先生开始身患重病，脑血栓已经使他右边的肢体麻痹。从那时起，他几乎是足不出户。

中央工艺美院教授、75岁的服饰专家黄能馥是沈从文的学生，他的妻子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我国丝绸织绣专家、考古学者陈娟娟。几十年前，沈从文先生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给当时只是高中毕业生的陈娟娟手把手地传授中国服装服饰的印染、织绣、纹样……由此将陈娟娟领进了服饰艺术的门槛。“那年沈先生得病，我和娟娟曾到崇文门去看他，看到他门口挂着一张字条，写着‘谢绝会客’的字样，我们就没敢进去，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师母打电话来，说沈先生想我们了，让我们去，说门上那个条子不是写给我们看的。”12月23日采访黄能馥先生的时候，窗外飘着雪，他刚刚动完心脏手术的妻子正躺在北大医院的监护室里，他一周要有4天搭公共汽车赶去陪护，可他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

“‘文革’中吃了苦头，我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跟娟娟说‘把黄能馥给我叫来’，我去了，他躺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的床上，望着我：‘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说完落下泪来。”话说至此，老人眼里也有了泪光。

沈从文先生生命最后的日子，是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的寓所中度过的，那是他一生拥有过的最宽敞的住房，可是他只刚刚享受了两年就去世了。

黄永玉的《这些忧郁的碎屑》记下了表叔沈从文最后的生命路程：

　　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如果早20年给他这种完美的工作环境，他是一定不会辜负这种待遇的。

　　眼前他只能坐在藤椅上了。熟人亲戚到来，说一点好朋友近况，他听得见，却只能作出“哇、哇、哇”的细微的声音和夺眶而出的眼泪的反应。

　　去年，我从家乡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里，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从文表叔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我的好友黄苗子看了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书写时间是民国十年，也即1921年，他是1902年出生的，那时19岁整。

　　为什么完整地留下这块碑文呢？因为石头太好，底面用来洗衣十分光洁适用。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