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一个真实的台湾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路新生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路新生教授曾于2012年访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他认为，台湾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台湾民众的淳朴与热情，是最为令他印象深刻之处，特此分享。

台湾人都简称他们的“中央研究院”为“中研院”。这个称呼为行文的方便起见还是袭用为好。“中研院”院内有胡适纪念馆，这是我早已知晓的。这位“学者”、“文人”、“政治家”的纪念馆自然是我盼望游览的去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邀请，我于2012年6月1日至7月31日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期两月的访学。2010年我虽也曾随旅游团去过台湾，但因时间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实现了“拥抱太平洋”的向往，在这世界上最大的“脚盆”中洗脚，作了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游览。此次访学时间较长，既与台湾学界的同仁有了比较密切的交流，也亲眼目睹了台湾当地的民情民风，对台湾的了解比两年前的那一次真切了许多。

自然，胡适纪念馆成了我首先希望拜谒的去处。

“中研院”地处台北市南港区。进入院正门，沿着主干道行进不远，就见一条宽约7、8米，贯穿于“中研院”南北的清溪。溪流清澈“鱼翔浅底”，溪中各色长若尺许的鲫鱼悠然自得于清溪之中。溪流之上，架有一座座墨绿色的桥——自北而南分别为“胡适桥”、“朱家骅桥”、“王世杰桥”，这三位不仅是历史上的政治名人，更是文化名人。他们的大名就这样被“永久性地”镌刻在台湾“中研院”内留作了桥名，这是要使人生出些许感慨的。

胡适纪念馆就坐落于“中研院”的西北隅。一栋灰白色的平房，乳白色门窗，面积约300平米，似乎不及东吴大学内钱穆的原居所“素书楼”的两层楼房的气派。

据介绍，1959年胡适被任命为“中研院”院长，他从美国赶回台赴任。“中研院”拨专款建此馆供胡适及其夫人居住，胡适去世后此处即辟改为胡适纪念馆，基本上保持了胡适生前的原貌。胡适爱读书。原书房的书架上满是他的藏书；就连卧室中也有书架，同样插得满满当当。藏书中包括廿四史、宋、元、明、清文人的文集，以及多种珍贵版本的《红楼梦》。

我见到廿四史特别是新旧《唐书》及《红楼梦》中都夹有胡适当年披览留下的纸条，极多，可知胡适的藏书不是用来装装样子的，他是真读。此时便忽然想起了王鸣盛在谈他著《十七史商榷》的苦乐时说过：“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胡适卧室中满是藏书，想必也是供他“入云纵渊”的治学寻乐之需。

在胡适纪念馆内参观时得知还有个胡适公园，胡适的墓就在园内，出“中研院”北行约1000米就到，且不收门票！便急急再往前去。公园占地颇大，入得院门，满眼都是有了年份的松柏和箭竹，虬劲葱绿。刚下过雨，游人极少，静谧与氤氲中透出浓浓的肃穆。拾得几十级台阶而上，就见到胡适的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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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前矗立着胡适的半身青铜塑像。站在墓前，立刻就能深切感受到那个曾经叱咤风云，掀起过历史巨澜的人依旧保持着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气场，它没有也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铜像左侧用不锈钢护栏围起了一块硕大的墓碑，铜质，鎏金，已历时50年仍然金光闪耀簇崭如新。上面镌刻着1962年10月5日“中研院”胡适治丧委员会撰写的碑文，贴切而中肯：“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却将永远存在。”

物理学家吴大猷与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董作宾夫妇的墓也在园内，修葺同样考究。将三位文化名人的墓集中于一园之内供人瞻仰，设计者的匠心自然表达了台湾对于文化人和学者的尊重与崇敬。联想到台湾大学内有傅斯年的墓称“傅园”，极气派而堂皇，台湾人的重视“文化”，那是真切的。

台湾民众社会公德意识之强随处可见。譬如扶手电梯的左边必是空着的，让给有急事的人先行；乘捷运时乘客总是自觉依次排队等候，绝不见一拥而上的景况；私家车在路上的行驶只是走一条直道，极少见有如游蛇般“变道”的。闯红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那就更加鲜为人见了。一位公众人物随意扔了一个烟蒂，就被人用手机拍下，结果捅到了电视上，弄得他很“糗”，这也是我亲眼所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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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范围极大。碰上我这个方位感极差又初来乍到者，要想去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却找不着南北。正遇见一位鬓发花白的儒雅长者从史语所出来，想必是一位“中研院”研究员一类的学者。上前问了路，承他的热心指点找到了“傅斯年图书馆”的去处。不想十多分钟后出来，竟又在路旁遇见了这位长者，作等候状。一问才知他是担心我不认路，在路边等着给我指路。这时也只能忙不迭地连声道谢了。此时内心的那份复杂情愫难以言状！

说起“谢谢”这个词，现在已然成了台湾社会随处可闻的“流行语”。

譬如“中研院”每餐需花费50台币，去餐厅买餐券时对方都会说一声“谢谢！”又譬如“中研院”连通其家属区的出口处仅容两人通行。晨练时曾经遇见一位推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她让我先过，我先过了她却对我说“谢谢！”这使我很不好意思。虽然互不相识，但一声充满人情味的“谢谢”却立刻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消除了隔阂。在台湾，并不感觉到有“身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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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内无论是食堂的服务员还是扫地的清洁工，都受到那些大牌学者们的尊重。

2012年7月，适逢“中研院” 选举“院士”，期间原“中研院”的“现任院士”全体到席。我亲见他们主动向扫地的清洁工、看门职员“请安”问好，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

最可品味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餐厅服务生们竟然主动向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院士们问好，见不出一丁点自惭形秽的模样。这是一种人不分贵贱皆有尊严的自尊与自信。有了这份“自尊”，也才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可言。

在台湾两月的访学中亲历的几件事，让我感觉到了台湾民情民风的淳朴、热情和善良。这些构成了“人”——“生”的“软环境”。

台湾的山水固然非常美，但比起山水之美，台湾民众的淳朴、热情和善良更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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